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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马呈祥带着8000两黄金逃往埃及。临行前,张治中极力挽留,可他却长叹

1949年,马呈祥带着8000两黄金逃往埃及。临行前,张治中极力挽留,可他却长叹道:“我手上血债累累,电报上都是哄人的话,就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等戴上了笼头,就身不由己了!”
​​车队出了迪化,马呈祥一直没说话。妻子坐在旁边,手攥着衣角,眼睛盯着窗外往后跑的戈壁滩。马呈祥点了根烟,吸了两口又掐了。他知道陶峙岳答应得痛快,背后的事没那么简单。

他是马步芳的亲外甥,打年轻时候就跟着马家军打仗。当年堵截西路军,后来在西北和解放军硬碰硬,他都是冲在前面的指挥官。身上背的血债,他自己掰着手指头都数不清。兰州一仗,彭德怀把青马主力打了个稀碎,马步芳自己先卷着钱逃去重庆,剩他带着整编骑兵第一师困在新疆,成了没头的苍蝇。

早前他还和叶成、罗恕人凑在一块儿密谋,打算9月21号动手抓人,把包尔汉那帮主张起义的人扣起来,再拉部队退到南疆接着打。哪想到陶峙岳早有防备,摆了一桌宴席把三人请过去,从天黑喝到第二天天亮,硬生生断了他们和部队的联系。叛乱的计划还没开张,就直接胎死腹中。

陶峙岳找他谈话的时候,没逼他非起义不可。话讲得很明白,愿意留的,一起迎接和平;不愿意留的,交出兵权,家里的财产能带走的都带走。马呈祥几乎没犹豫,选了第二条路。张治中从北平发来的电报他看过,说什么既往不咎、共建新省,他根本不信。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什么投降的下场没见过?自己这种级别的人,留下来早晚要被算账。

八千两黄金,是他这些年在新疆攒下的家底,加上临时变卖房产、物资的钱,全换成了沉甸甸的金条,装了好几个木箱。陶峙岳也确实说话算话,不仅放他走,还专门派了一个加强排,架着机枪护送他们去边境。可马呈祥心里一直打鼓,他总觉得这是陶峙岳的缓兵之计,等车队离了迪化,再派骑兵追上来,连人带钱全扣下。

车队沿着戈壁公路往南疆走,四下里全是望不到头的黄沙。马呈祥很少开口,隔一会儿就掀开车帘往后瞟。护卫队的卡车跟在后面,车顶的机枪闪着冷光,可他还是踏实不下来。直到过了喀什,往塔什库尔干的山口走,远远能看见边境的界碑了,他那颗悬了好几天的心,才稍稍往下落了落。

到了国境线,护送的队伍停了车。带队的军官敬了个礼,说奉陶司令的命令,就送到这儿。马呈祥点了点头,没说半句客套话,带着家眷和满车的黄金,踩着碎石踏出了国门。直到身后的新疆地界彻底望不见了,他才靠在车座上,长长地吐了一口闷气。

他先经巴基斯坦辗转到了埃及,本想着靠着这笔黄金,在海外当个逍遥的富家翁。可马家军的势力早就散得一干二净,马步芳在埃及也站不住脚,昔日的威风半点儿不剩。在埃及住了不到一年,他思来想去,还是动身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他再也没摸到过实权的军权,只挂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闲职,后来调去澎湖当了个防卫副司令,熬到退休就彻底淡出了军界。当年他怕留下来被“戴笼头”,觉得逃出去就能自由自在。可真到了异乡才明白,没有军队、没有地盘、没有根基的人,走到哪儿都是寄人篱下。满箱的黄金带得走,半辈子的根却拔不出来,后半辈子也只能隔着海峡,望着西北的方向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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