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1知青李文忠救起一名11岁的落水女孩。然而，女孩竟认真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别结婚，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当媳妇儿！”
李文忠把锄头往门后一靠，擦了把汗。土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知青都去公社听最新政策传达了。他舀了瓢凉水喝，目光落在桌角那半截蜡烛上。烛泪堆积，那是刘俊霞去年冬天塞给他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停在了老位置。李文忠放下水瓢，开了门。石墩上放着一小捆新鲜的野菜，还带着露水。人已经不见了，只有田埂尽头一个小小的背影，辫子一晃，消失在坡后。
他拿起野菜，在手里掂了掂。这孩子现在该上初二了，个子蹿高了不少，话却比以前更少。每次来，都是放了东西就走，偶尔遇上，也只是叫一声“李老师”，然后低着头快步离开。李文忠把野菜拿进屋，心里那种说不清的感觉又浮了上来。他知道村里有些闲话了，王大爷抽着旱烟提醒过他：“李知青，那丫头心眼实，你别误了人家，也别误了自己。”
几天后，知青返城的初步名单下来了。李文忠的名字在列，回北京的手续开始办理。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小村。
傍晚收工，李文忠在水渠边洗脚，看见刘俊霞站在对面的田埂上看着他。她没背书包，手里捏着几根草茎。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文忠穿上鞋，走了过去。该说的话，终究得说。
“霞子。”他先开口。
刘俊霞抬起头，眼神很静，像早就等着这一刻。
“我要回北京了。”李文忠说，声音尽量平缓，“手续办得差不多了，可能下个月就走。”
刘俊霞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手里的草茎被她慢慢拧成了一小段。
“这几年……谢谢你。”李文忠补充了一句，觉得这话很苍白。
“嗯。”刘俊霞应了一声，目光转向远处已经泛黄的麦田，“回去了，挺”
又是一阵沉默。渠水哗哗地流。
“你那时候说的话……”李文忠顿了顿，还是说了出来，“你还小，将来会碰到更合适的人。”
刘俊霞转过头，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让李文忠想起了她十一岁那年从河里被捞起来时，湿漉漉却直勾勾的目光。
“我说过的话，我认。”她说，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跟你回不回北京，没关系。”
她把拧坏的草茎丢进水渠，看着它漂走。“你走吧。路上小心。”
说完，她转身沿着田埂走了，步子稳得像大人，一次也没回头。
李文忠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彻底融入暮色，心里像被那渠水冲过，空落落的。
回城前最后几天，李文忠忙着整理东西，和队里交接。他没再见到刘俊霞。走的那天清晨，驴车等在村口，送行的乡亲不少。李文忠在人群里下意识地寻找那个瘦小的身影，没找到。
车轱辘转动，村子越来越远。当驴车爬上前面的坡顶，李文忠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着一个人影，远远的，只是一个模糊的点。他知道是谁。
他转回身，握紧了手里简单的行李卷。晨风很凉。
回到北京后，日子被安排工作、适应城市节奏填满。李文忠给村里写过两封信，一封给队长，一封托王大爷转交，简单报了平安。王大爷回信了，唠了些村里的事，信末似乎随口一提：“霞子那丫头，考上县里的高中了，住校，不常回来。”
李文忠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信折好收了起来。
时间一年年过去。李文忠进了工厂，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按部就班，记忆里的插队岁月渐渐褪色，变成一些模糊的片段。只是偶尔，在冬天停电的夜晚，他点起蜡烛时，会莫名地怔一下。
大概是他回城后的第七年，一天下班，妻子递给他一封已经拆开的信，神色有些诧异。“老家来的，写的你名字，寄到厂里了。”
信很薄。李文忠抽出信纸，只有短短几行字，字迹端正利落：
“李老师：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在省城教书。一切都好。勿念。刘俊霞。”
没有地址，没有落款日期。
李文忠捏着信纸，站了好一会儿。窗外是北京的晚霞，和他记忆里那个无数次告别的田埂上的黄昏，颜色一模一样。
他把信重新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那里还压着那封王大爷的回信，纸页已经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