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廖汉生在成都翻干部花名册，看到向轩的名字，行政16级。他问，你七岁参军，负伤十几次，怎么级别这么低？向轩说，不用。通信班过草地饿死冻死的战友，荔北战役牺牲的工兵连战士，他们什么都没看到。我能活着，有工作有饭吃，够了。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百岁红军的嘱托 —— 向轩）

1979年秋天，成都军区招待所的会议桌上摊着一摞干部名册，廖汉生随手翻翻，手指突然停在一个名字上，向轩。

他向旁边的人打听这人还在不在成都。

名册上写得清楚，成都军分区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行政16级，副团职，月薪一百二十六块钱。

廖汉生皱了皱眉，低声说了句“太低了”。

旁边的人不知道，这个叫向轩的人，七岁那年就已经揣着一把枪走进红军队伍。

向轩母亲贺满姑是贺龙的亲妹妹，双手使枪，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烈性子。

父亲向生辉在儿子还没出生时就牺牲。

两岁那年，母亲因叛徒出卖被抓进大牢，敌人用酷刑逼她交代贺龙的下落，她咬碎了牙一个字没吐。

最后敌人把她押到桑植城外，用凌迟这种酷刑要了她的命，那年她刚满30岁。

向轩和哥哥妹妹也被关在牢里，饿得只剩一口气，是贺龙的大姐贺英花钱买通看守把他们救出来。

从那以后，向轩跟着贺英过，管她叫“妈妈”。

贺英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丈夫牺牲后，她自己拉起一支游击队，在湘鄂边界的大山里跟敌人周旋。

向轩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

别的小孩学认字，他学的是怎么在山路上不出声，怎么分辨远处传来的枪声。

贺英闲下来教他打枪，但平时把枪收得严严实实，怕他年纪小闹出乱子。

1933年5月，向轩七岁。

游击队驻扎在湖北鹤峰洞长湾，天还没亮，枪声突然从四面响起来，又是叛徒出卖。

贺英抓起枪就往外冲，大腿和腹部先后中弹。

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把向轩叫到跟前，塞给他一个布袋，里面有五块银元、两枚金戒指，还有一把小手枪，让他快走，去找大舅，找红军。

向轩抱着布袋往山里跑，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他昏了过去。

醒来后拖着一条伤腿，在深山里走好几天，最后被接应的部队找到，送到贺龙面前。

那一年，向轩七岁，正式成了红军队伍里的一员。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向轩九岁，已经是通信班的副班长。

爬雪山的时候，他穿着单薄的衣裳，抓着前面一匹马的尾巴往上挪。

过草地的时候，粮食吃光，他就啃自己身上的皮带。

出发时通信班十几个孩子，走到陕北剩下不到一半。

抗日战争爆发后，14岁的向轩上了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他当上工兵连连长。

1948年荔北战役，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炸开，右眼被弹片击中，彻底失明.

全身上下十几块弹片嵌进肌肉和骨头里，因为位置太深取不出来，从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得整夜睡不着。

新中国成立后，向轩留在了部队后勤系统，先是当军械科副科长。

后来调到成都军分区西城区人武部当副部长，行政级别定在16级，相当于副团职。

一个七岁参军、走过长征、身上还留着十几块弹片的老红军，按理说至少也该是正师职。

但向轩从来没争过。

他是贺龙的外甥，他怕一开口就被人说成仗着贺老总的势，宁可自己受委屈。

这一忍，就是14年。

1979年廖汉生见到他的时候，问起他的级别，向轩只是摆摆手说，这已经很好了，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能活到今天已经知足。

廖汉生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1982年，向轩离休，享受副军级待遇。

他搬进成都石马巷的干休所，过着普通老头的生活。

他不接受采访，不写回忆录，有人来问就说多宣传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靠他的关系安排过工作。

2023年2月，向轩在成都去世，活了97岁。

火化的时候，那些陪伴他大半辈子的弹片终于被取出来，子女把它们捐给纪念馆。

回过头来看向轩这一辈子，两岁失去母亲，七岁失去养母，九岁踏上长征路，三十多岁在战场上丢掉一只眼睛。

身体里永远留着那些弹片，然后在和平年代默默无闻地当一个副团级干部，从不争待遇，从不提要求。

他用一辈子的沉默告诉我们，有些人，级别表上写的是16级，但他们的脊梁比任何级别都高。

不是因为他们天生伟大，而是因为他们把英雄这件事，当成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