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鞠萍牵着儿子的手，走出那扇门。她所有的积蓄和婚后买的房子都留给了前夫，手里只剩一张存折，上面是她工作多年攒下的、还没来得及转入共同账户的最后一笔钱。那晚，她打开存折看了又看，数字旁边记着儿子新学期的学费金额。
电视台的录制排期很快挤满了她的时间。为了多挣一些，她接下了所有周末的少儿活动主持。儿子被她带在身边，坐在后台的箱子上写作业。有一次，活动结束已是深夜，清场时才发现儿子趴在箱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饼干。鞠萍轻轻抱他起来，孩子在她肩上咕哝了一句：“妈妈，我不重。”
那笔存款在付完半年房租和学费后，所剩无几。鞠萍开始留意台里的配音兼职。一天下班后，她敲开了配音导演的门。导演有些意外：“鞠萍老师，您这嗓音和形象……配动画片是不是有点？”她点点头：“我知道，但我可以试音。什么角色都行。”导演递给她一份稿子，是部低幼动画里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老奶奶角色。她接过，就在走廊里清了清嗓子，当场念了出来。
第一次配音费不多，但够给儿子买双新球鞋。儿子拿到鞋时眼睛亮了，却问：“妈妈，你是不是很晚才回家？”鞠萍揉揉他的头发：“妈妈找到了一个新工作，在故事里当老奶奶。”
前夫按协议付的抚养费时有时无。鞠萍不再打电话去催。她算了算，如果每个月能接到四次配音，加上工资，就能覆盖基本开销。她开始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记录各个制片公司的联络方式和试音机会。本子的扉页上，贴着儿子画的那张三个小人的画。
一天，儿子放学回来，书包带子断了。他没说，自己用胶带缠了几圈。晚上鞠萍检查作业时才发现。“怎么不告诉妈妈？”“胶带还能用。”鞠萍没说话，第二天中午抽空去了趟商场，买了新书包。下午录影前，她匆匆把书包放到后台的椅子上，托助理转交儿子。
那段时间，她练出了一项本事：能在化妆间里快速吃完一份盒饭，同时背完下一场的台本。化妆师李姐有时会帮她打一份汤，小声说：“鞠萍姐，你别太拼。”她总是笑笑：“没事，我心里有数。”
转折发生在一次配音现场。那是一部急需补录主角的动画电影，原配音演员临时失声。制片人急得团团转，看到在一旁等候录制配角音的鞠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鞠萍老师，您能不能试试这个少年的声音？声线需要比您平时高一些。”鞠萍接过剧本，看了五分钟。然后，她摘下耳麦，走到录音棚外的走廊，深呼吸了几次，试着发出了一种清亮而富有韧性的少年嗓音。那是她在家模仿儿子读课文时悄悄练过的。
制片人听完试录，当场拍板。那份合同的价格，是她过去配音收入的十倍。签完字，鞠萍走到楼梯间，给儿子打了电话。“妈妈今天接到一个大一点的工作，晚上我们可以出去吃。”“吃排骨吗？”“嗯，吃排骨。”
电影上映后，她的配音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找来的配音工作逐渐多了起来。她依然省吃俭用，但存折上的数字开始缓慢而持续地增长。一年后的春天，她带着儿子去看了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房子不大，但阳光很好，儿子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墙上贴满画。
签购房合同那天，儿子一直趴在新家的窗台上看楼下的小花园。回家的路上，他忽然说：“妈妈，我们以后是不是不用再搬家了？”鞠萍握紧他的手：“嗯，不搬了。”
搬家那天，几个台里的同事来帮忙。儿子跑前跑后，把自己的书和那只旧小熊摆进新书架。鞠萍在厨房给大家倒水，看着窗外明媚的光照进崭新的瓷砖上，她安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端起水杯走了出去。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轻轻响，仿佛在说着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