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爱喝酒，文艺圈里出了名。李琦说他喝酒是“将军级”，孟凡贵说他一上火车就拎六听啤酒喝到下车，赵忠祥说他一喝酒就粘人，谁进屋谁走不了，能聊到凌晨四五点，还说不睡了，一会儿要上飞机。戴军说他一喝多就开始讲外语，英语完了法语，法语完了西班牙语。

主要信源：（极目新闻——多位文艺界人士曾提及刘欢的酒量，戴军：喝多了就会开始讲外语）

刘欢走的那天，2026年9月25日上午，上海的消息传出来，很多人愣了好一阵。

圈里人最先想到的不是哪首歌，反而是那些围坐喝酒的夜晚。

戴军说过一个细节，刘欢喝到某个份上，聊着聊着就开始换语言，先是英语，接着法语，要是兴头还旺，西班牙语也会顺出来。

同桌的人只要听见他嘴里冒外语，便知道这顿饭喝到火候了。

有人觉得这画面好笑，细想又觉得合理，他喝多了不是胡闹，是脑子里那些年轻时候装进去的语言，借着酒劲自己往外跳。

刘欢肚子里的东西确实不少。

他在国际关系学院读法国文学，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高校外语歌曲比赛，英语和法语奖项都被他端了。

后来他去大学教书，教西方音乐史时偶尔引一句法语原文，底下的学生才回过味，这个唱流行歌的老师原来读的是文学。

这大概也解释了他喝酒怎么喝都带着点章法，醉也醉得有层次。

早年坐火车，刘欢随身带一兜子罐装啤酒。

落座后拉开来一罐，当茶喝，窗外的田野、隧道、站台都成了下酒的东西。

车子一路晃，手里的铝罐一个接一个换，等到列车报站，他刚好收手。

孟凡贵把这场景讲给旁人听，说刘欢那股子不紧不慢的劲儿，让人觉得他好像永远有富余的时间。

赵忠祥也领教过这种时间感。

晚上去刘欢住处说点事，本来打算聊十来分钟就撤，结果被话头绊住，一坐就坐到后半夜。

刘欢不拿酒杯逼人，他是不停地说话，说音乐、说旧事、说见闻，听得人走不开。

到了凌晨四五点赵忠祥实在撑不住，刘欢还觉得奇怪，说睡什么，再过一会儿该上机场。

李琦在圈里也以能喝闻名，但对刘欢他自认矮了一截，说他喝酒到了旁人够不着的高度。

水均益和刘欢对坐聊天，天亮了也没觉得尽兴，地上摆着不少空罐。

倒是刘欢自己说得实在，这种局一年也就一两回，不是为了拼酒量，是碰上了对胃口的人，话没聊完。

后来这份痛快被身体踩了一脚。

2004年刘欢排练时为演唱会做准备，右腿受了伤，当时歇了一阵像没事了，谁也没往深处想。

直到2009年腿疼得厉害，到医院一查，股骨头坏死，再拖下去连路都难走，最后换了人工髋关节。

卢璐对外界解释过，这病主要根子在当年的外伤，不能全算在酒头上。

可不管怎么说，手术之后刘欢就不再像从前那样放开喝。

他本来就不好热闹，极少出席饭局，偶尔把三五个老友叫到郊外的小房子聊聊天，酒换成了茶。

那个能从天黑坐到天亮的刘欢，慢慢学会了早睡。

酒桌上的热闹退潮以后，讲台上的刘欢倒是站了很久。

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教西方音乐史，一教30多年。

这门课出了名地难选，300个名额700个人要，学校只好抽签，有人连抽四年都没中，最后借了同学的听课证才挤进教室。

上课不带电脑也不翻PPT，一支粉笔从古希腊写到20世纪，讲到关键段落就自己开口哼几句旋律，教室安静得只听见声音。

课堂时间被他当成硬规矩，外面演出找得再急，也挪不动那两节课。

这么一个人，你说他酒量大也好，说他才华高也好，骨子里其实就是认真，干什么都要实打实把自己放进去。

这份认真也带进了创作。

给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做配乐那阵，他和编剧一起关在宾馆，一个多月里写了九十多段音乐，把人在异乡压着的那股劲全揉进了旋律。

《甄嬛传》的歌也是先吃透人物再动笔。

后来参与《中国好歌曲》，他不要那些花哨的综艺效果，一心从投稿作品里翻出有真东西的歌。

让那些写歌的人站到台前，又每年从个人收入里拿一笔不小数目投给没什么名气的创作者。

别人把这话当口号，他却真金白银地做。

刘欢最后一次站在大舞台上唱歌，是2025年12月31日晚上的B站跨年。

上海金山户外的风很冷，他裹着厚衣服，照样把高音稳稳地送出去。

台下观众不知道，那时候他身体已经撑得很勉强，再往后，也再没有下一次了。

几个月后他病逝在上海，63岁。

再看那些酒局旧闻，六听啤酒、凌晨四点的长谈、英语法语轮流往外蹦，这些段子说到底不是在夸酒量。

一个人愿意花一整夜陪朋友说话，愿意花30多年给学生讲同一门课，愿意把上百万投给素不相识的创作者，用的都是同一种心气。

酒喝足了，话就说尽了，课上透了，那些旋律也就留下来了。

刘欢这一辈子，把时间和心血都倒进了自己想倒的地方，最后干干净净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