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2月18日，宋哲元将军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建立，以示南京中央政府的抚慰政策。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日军扶持冀东的华北自治，25日，殷汝耕出任傀儡长官。

尽管蒋介石分别在1936年7月19日、9月6日成功地取得了对广东、广西两省的控制，非常事件还是在年底前爆发。12月，两城将军的阶下囚。圣诞节蒋委员长神秘获释，少帅以自认有罪、自愿同赴南京为囚。

处在那样的环境和华北日本重压之下，清华开始将一些重要图书和科学仪器秘密转移到华中之汉口。作为科学工程系主任的我与叶企孙（哈佛物理学博士）共同承担了这一艰难的使命。所有迁移必须严格保密，书籍和仪器半夜在清华附近的火车站装车，列车还得在不被日本间谍探到的情况下一路安然抵汉口。幸运的是，我们得到平绥铁路局长沈昌（我的麻工同学）及清华校友陈鸿宾予以的支持协助。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后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为图书设备找到一处安全之地储藏。清华新建的无线电研究所（由我负责）定购一批仪器用于制造电子管，刚刚在清华装配完成，随即又迁往汉口，蒙王镇台台长予以帮助，重置于汉口广播电台并投入使用。

1937年春，北平教育界人士担心，日方为宣布成立冀察自治而对宋哲元将军施加的压力过大，宋氏难以承受，乃联合对外发电表达我们对日方重压下所谓“自治运动”的坚定态度，联名致电者包括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傅斯年、蒋廷fu、顾毓琇、徐诵明、李蒸、查良钊、任鸿隽等人。宣言的长短版本，胡适博士拟中文本，蒋廷fu博士（时为清华后任驻莫斯科、华盛顿及联合国大使）译成英文，两个版本随即通过秘密渠道被送往南京和海外。胡适博士中文本手迹至今仍保存在我这里：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仁郑重地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①

傅斯年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曾笑着评述：“那时想当烈士真是太容易了，只要宋哲元将军屈服在日本压力之下，第二天把所有签名者一起枪毙便成了！”这当然没有发生，不过宋将军的部下倒确实在一个夜晚冲进清华，不顾教授们的保护逮捕了一些学生领袖。

近年是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博士领导了河北定县的运动，并发起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1937年5月20日我参观定县，由剑桥时的老友瞿世英招待。两天行程中，我乘火车到石家庄（现为河北省会），再转窄轨铁路到山西省会太原，原意是准备赴定太原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夏季年会，不想七七事变之后，此次会议因战争而流产。

1936年夏，我和施嘉炀教授赴山东济宁参观乡村教育试验区，这项更具雄心的计划正在梁漱溟教授领导下实施。梁教授本人是哲学家，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我们安排排土木系学生在1937年夏到济宁实地勘察，清华因此得以在北方战事爆发后完整保留下测量器具，并被学生们安全运抵湖南长沙，旋转移到云南昆明。

我还能回忆起1937年春期、被迫迁移内地时清华的同事们。那时有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冯院长缺任时由蒋廷黻教授代理）；理学院由叶企孙任名誉院长，吴有训任院长；法学院及社会学院院长陈岱孙（哈佛经济学博士）；我任工学院院长（后由施嘉炀教授接任）。

文学院中，历史系拥有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等教授；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杨树达教授；英文系有王文显、陈福田（哈佛毕业）、叶公超（后任“外交部长”、驻华盛顿“大使”）、比尔（Bille）女士等教授。

法学及社会学院中，政治科学系教授萧公权（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退休），浦逖生（曾任教育部次长、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后任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王化成（后任驻葡萄牙公使），陈之迈（后任驻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梵蒂冈使节）等；经济系教授有陈岱孙、赵守愚、萧蘧（后任江西中正大学校长）等；社会学系教授有陈达、吴景超、潘光旦等；法律系有燕树棠教授等。

理学院中，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吴有训（康普顿①的弟子）、周培源、萨本栋、任之恭（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赵忠尧等；化学系教授张子高（他享寿90）、高崇熙、黄子卿（麻工博士，今在北大）、苏国桢等；地质系袁复礼教授等；生物系陈桢、李继侗教授等；心理学系教授孙国华、周先庚等；以及数学系教授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等。

清华大学还特聘在水资源开发上具有丰富经验的李仪祉任土木系名誉教授，聘冯·卡门任航空工程名誉教授。1937年7月3日，冯·卡门博士应邀抵北平，足以令清华自豪生辉，遗憾的是，紧迫的局势不允许他有充分闲暇领略旧都风采，7月6日下午6时，即由我陪同乘火车赴南京，根本没预料到翌日清晨北平城外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那标示了抗日战争的开始。6日晚，我还赴北平市长秦德纯将军的晚宴，大约还讨论过城市面临的严峻局势。不曾想，当我从市长的晚宴辞席南行后，只能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得以重返北平。

7月9日，冯·卡门博士与我同飞江西九江。前清华航空工程教授王士倬乘一架未装炸弹的轰炸机来接。我们便同机赴南昌，冯·卡门在张捷迁（他后来求学冯·卡门门下，获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华敦德的陪同下视察了新建的15英尺航空风洞。毛邦初将军通知，蒋委员长夫妇将很高兴能在庐山避暑处面见冯·卡门博士，则由先行上山的梅贻琦校长介绍博士见蒋先生夫妇。大家共进一顿简单的午餐，冯·卡门博士提及一名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中国工程师，称他能制造微电子管，蒋夫人即征询我的意见，问是否能邀请此人回国。我答道：“这一定是指孟昭英博士；他已准备夏天过后加入清华无线电研究所。”

① 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康普顿效应”于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庐山之后，冯·卡门博士和我返回南京，都准备耐心地在旅店看看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博士的行李一点也不知道他道别，临别时我送他到车站，约定一送走冯·卡门，我们便于12月中旬包租一架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病人转移到香港，随后又从香港乘船转到美国，全程都由一位好心的美国教士陪同。华敦德最终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光顾过的温泉城诊疗。1946年我在俄亥俄州顿见到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时，显然他已经完全康复，重新开始了积极的生活。

蒋委员长曾在庐山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庐山谈话会），邀请若干民间人士和教育界领袖参加，征询国家战争政策。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齐聚庐山，我也接到与会邀请。最终与会者一致同意抗日决策。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结束长征，后来在陕北建立政府，立延安为都，所以，虽然庐山谈话会没有共产党参与，仍然通报了周（恩来）先生，周在庐山负责将情况通报延安。

我在庐山曾见孙连仲将军戎装步行，预知他即将北赴保定负责防卫日军侵犯河北，即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三弟毓瑔，嘱他和上海大哥联系，设法立即派人到北平，接老母出城。

时婉靖正等着四子的出生，母亲仍和以前一样，搬到清华和我们同住，帮助妻子料理家务，直到孩子们问世。不想战局突变，母亲不得不尽快回到上海，但母亲明知若日军占领北平回去一定不安全，更不愿将婉靖和孩子们丢下。于是，当信使乘飞机离开上海赴京时，母亲、婉靖和孩子们已经冒险乘火车南下，对沿线部分地区处在敌军炮火之下的危险置之不顾。我与三弟遂至南京以北的徐州相迎。当一行六人安抵南京时，他们已极度疲惫，亟需安歇一宿。应大哥的迫切要求，次日我便陪同他们乘车赴上海。翌日清晨，即1937年7月25日，我们把他们安顿在大哥创建的同德医院安全出世。

1937年8月13日，我正和沈宗濂、唐庆永，

上海战起，我们亲眼目睹城市遭到野蛮轰炸。月底前，我和赵元民教授陪同梅贻琦校长（他刚从病中初愈）乘火车（又一次在炮火中旅行）从上海南站经嘉兴、苏州到达南京。我本希望在1937—1938学年休假，预定于8月17日乘船赴欧洲，以参加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组织的工业考察团，考察德国和苏联的工厂。但是这些计划均被迫放弃，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坚持抗战。9月初，我陪梅校长到达湖南长沙，准备接收来自华北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的师生并为他们提供食宿。这三所大学的师生将组织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联合领导。

早在战争爆发前几年，清华便开始在长沙修建部分建筑以应急需，华北三校被迫南迁时尚未竣工。我们便借了长沙圣经学院供临时大学师生使用，临时大学文学院则设在长沙南部的衡山。衡山为五岳之一，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即衡山。师生们在山上当可免遭日军空袭。冬季结束前，圣经学院和长沙火车站确未幸免，各有损失。

1937年9月，我的论文《扩展于多相同步电机的双重反应理论》（Extension of Two-Reaction Theory to Multi-Phase Synchronous Machines）发表在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报（Vol. 56，pp.1197—1201）。学会收到稿件时为6月2日，7月22日即见刊，我在长沙时还收到过一封发往清华的信，索要论文副本。于是，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的研究努力并没有被遗弃。另一篇论文《多相同步电机之普遍分析》（Generalized Analysis of MultiPhase Synchronous Machines）被《清华理科报告》采用，稍后即从北平寄来副本。此论文立足“循环理论”而非“双重反应”。

弗兰克·L.华敦德经历了一次极其惊险的旅程，从北平来到南昌，之后便陷于风瘫。一支特别医疗队立刻被派往南昌，将他接到长沙最好的湘雅医院。不过，恢复过程非常缓慢，日军轰炸机更是随时光临城市，我们便于12月中旬包租一架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病人转移到香港，随后又从香港乘船转到美国，全程都由一位好心的美国教士陪同。华敦德最终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光顾过的温泉城诊疗。1946年我在俄亥俄州顿见到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时，显然他已经完全康复，重新开始了积极的生活。

1937年11月，我从长沙赴汉口、换船至南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从空军方面为清华航空研究所（拟从南昌迁成都）争取经济支持，二是从国家资源委员会那里，为无线电研究所寻求资金（那时它正迁往重庆）。四川省主席刘湘要到南京面见蒋委员长，与我同船。后来刘将军回到汉口，次年春天去世。根据政府命令，两个研究所共同迁到战时陪都重庆，下属诸实验室同行。我先嘱毓珍搭船去九江，上牯岭接三嫂、四嫂赴汉口，毓珍照办。数日阴雨之后，天气放晴，日军飞机重新对南京狂轰滥炸。次日我和三弟毓瑔乘汽车和众人离开南京，转道安徽芜湖、黄山，江西景德镇，抵长沙。以前我曾多次到南昌视察风洞工程，此次住洪都饭店（部分已为日军炸弹损坏），与老友熊式一彻夜畅谈。式一兄昔日在伦敦舞台上演《王宝钏》（Lady Precious Stream），打破连续演出纪录，一举成名，当夜则和我讨论将《白娘娘》译成英文、搬上伦敦舞台的可能。不过，计划最终未能成真。1948年我到牛津拜访熊家，后由陈源教授同一起拜访了萧伯纳。

1937年12月，南昌清华风洞完工，从德国定购的电动机也抵香港。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从香港掠走电动机，正如北平日军掠走清华高压测试设备。幸运的是，学校电子实验室设备已秘密以船转移到燕京校园，最终寻机送到抗日军队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