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5日夜，俞济时在家中把玩手枪的时候走火，子弹射入大腿。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因为俞济时长期担任侍卫长，向来小心谨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辞去总统府参军长。
蒋介石随即下令，由陈诚、王宠惠、张群、何应钦、俞大维等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继续追查郭廷亮案以及孙立人的责任。命令列出了要查的人、要查的事，却没有俞济时。

两个月前那次极不寻常的枪伤，并没有把他送进正式侦办名单。

时间拨回6月。
6月6日，蒋介石到了屏东，参加原定的军事校阅。长期在他身边参与军务、侍从和警卫事务的俞济时，这一天没有出现在警卫现场。翁元后来口述这段经历时留下一个细节：6月初一个晚上，俞济时在家擦拭佩枪，枪突然走火，子弹击中大腿，第二天无法随蒋介石参加南部校阅。

俞济时熟悉枪，也熟悉警卫。早年进入蒋介石侍卫系统后，他做过警卫部队军官，后来又长期进入侍从、军务机构。抗战胜利后，他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局长；1948年出任总统府第三局中将局长；1950年又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

到1955年，他的正式职名已经不能简单等同于早年的“侍卫长”，但重要军务和安全事务并没有完全离开他的活动范围。
偏偏这一次，他在蒋介石赴南部校阅前受伤。

如果这只是一场普通军事活动，腿上那颗子弹未必会带来多少麻烦。1955年6月的南部却已经不是普通环境。早在1月和5月，国防部总政治部便先后收到涉及郭廷亮等人的密报。

5月25日起，郭廷亮、王善从、王学斌、田祥鸿、刘凯英、孙光炎、江云锦、陈良壎等人相继被捕，讯问随即展开。
这条时间线比俞济时的枪伤早。

郭廷亮被捕后，专案人员连续讯问。

围绕孙立人旧部之间的联络、军训班出身军官的活动，以及是否准备在蒋介石南部行程中采取行动，各种供述陆续形成。

负责侦办的力量也迅速扩张，南北两个专案系统分别进行监视、讯问和逮捕。

俞济时就是在这种时候倒下的。
他没有因为公事被调开，也不是临时另有任务，而是被自己佩枪射中大腿，恰好错过第二天蒋介石的南部校阅。

对于一个多年处理警卫事务的人，这个时间点本身便足以触动安全系统的敏感神经。

翁元的口述里，蒋经国对这一巧合产生过疑问，但没有留下俞济时因此接受正式讯问、被列为孙案嫌疑人的后续动作。
6月6日的阅兵照常举行。

第二天，蒋介石记录前一日行程平安结束，并把当时获得的情报同自己面临的危险联系在一起。

此时他关心的重点仍是孙立人部属构成的安全问题。
安全机关也没有改变方向，6月9日，总政治部继续向情报局移交有关人员的供述；6月14日，郭廷亮又形成一份自白书；到7月，讯问仍在继续。

俞济时没有进入这套程序。
这一点很重要。一次枪伤可以制造疑心，正式案件却要靠组织行动继续推进。

谁被捕，谁被讯问，谁的供词送交蒋介石，谁被要求承担政治责任，孙郭案留下了一条相当清楚的行政轨迹。

俞济时没有出现在这条主要轨迹上。

到了8月，问题已经直接指向孙立人。蒋介石把涉及孙立人的供词交给他本人阅看。8月3日，孙立人签呈引咎辞职。8月20日，辞职获准，九人调查委员会同时成立。调查委员会后来认定郭廷亮存在严重问题，并追究孙立人对部属失察及利用部属建立个人力量等责任。

但事情没有就此钉死。
1955年11月，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完成另一份调查。这个小组认为，所谓“南部阴谋事件”尚未达到以叛乱罪处理的要件，还专门提醒主管机关不能“倒因为果”。对孙立人的责任，它承认孙与有关人员存在联系和管束问题，同时也记下郭廷亮曾供称孙立人对有关行动加以阻止。

几十年后重新调查郭廷亮案，又出现更大的裂缝。

监察院调阅旧卷后认为，郭廷亮关于自己受到胁迫、诱骗，被要求配合扮演“匪谍”，并按要求处理自首日期的陈情具有可信性；几名关键人员关于所谓“南部阴谋事件”的证词，也被认为仍有重新审酌的空间。

这样再看俞济时腿上的枪伤，位置就清楚了。
它发生时，侦捕已经开始，孙立人旧部已经被连续讯问，蒋介石南部行程已经被纳入安全机关高度警戒的范围。

俞济时多年负责近身军务和警卫，却在校阅前夕因自己的佩枪受伤，第二天无法到场。怀疑由此产生，并不奇怪。

可怀疑停在了怀疑这一层。
6月以后，安全机关继续追郭廷亮，蒋介石继续处理孙立人的责任；8月，孙立人辞职，九人委员会成立；11月，监察院又重新审查这场所谓“南部阴谋事件”。

从逮捕、讯问到免职、调查，一整套机构都转动起来了，俞济时始终没有成为其中一个正式调查对象。

1955年6月6日，屏东的阅兵仍按计划完成。
俞济时因为腿伤缺席。两个月后摆到蒋介石面前的调查命令里，写着郭廷亮，写着孙立人，也写着九名调查委员，没有俞济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