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记了藤野先生一辈子，心里一直很感激这位老师，可藤野先生晚年回忆起鲁迅时，却坦诚说他当年其实只是中等生？


1934年12月，鲁迅给增田涉回信。日本方面正准备编译《鲁迅选集》，篇目大体交给译者处理，他却单独提出一件事：《藤野先生》要译进去。

这时距离他离开仙台已经二十八年。周树人早已成了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早已问世。到了1930年代，他仍托日本友人打听藤野严九郎的下落。那个只教过他一年多解剖学的老师，一直没有从他的生活里消失。

可把时间拨回1905年，周树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不是一个耀眼的学生。
这一届共有一百四十二名学生，周树人一年级总成绩大约排第六十八。解剖学由藤野教授，周树人的几个阶段成绩是六十、六十、五十八。没有名列前茅，也没有因为后来成为鲁迅，就能把这张成绩表重新改写。

藤野却在这个中游学生身上花了不少额外时间。
1904年9月，周树人进入仙台医专。他是仙台官立学校中第一个正式入学的外国留学生，一个人进入日本学生组成的课堂。医学课程用日语讲授，他的日语听说还不熟练，一个术语没听清，一句话没记准，写进讲义里便成了另一回事。藤野当时三十岁，刚任教授，负责一年级解剖学，每周四小时。

上课不久，藤野把周树人的讲义拿去。过了一两天交回来，从开头到末尾已经添满红笔。漏记的内容补上，文法错误订正，连解剖图里的血管画偏了位置也要改。

此后，周树人每周把讲义送去一次，骨学、血管学、神经学一路改下来。

红笔越来越多，考试分数却没有跟着往上走。
藤野课后替他补语言和专业上的缺口，到了考试，仍旧按原来的尺度评分。周树人的解剖学一直在六十分上下。老师给了额外时间，没有给额外分数。

偏偏这几十分，还惹出了一场风波。
一年级考试以后，几名日本学生来翻周树人的讲义。他们怀疑藤野事先在讲义上做过记号，把考试内容透露给这个中国学生。鲁迅二十多年后仍把那封匿名信写进《藤野先生》。在他的记忆里，对方认定一个来自弱国的中国学生考到六十分以上，成绩便显得可疑。

那时距离甲午战争结束只有十年，日俄战争又正在进行。周树人身处的课堂并不是一个没有国籍差别的空间。藤野晚年也提到，当时日本社会还有人用侮辱性的称呼对待中国人，仙台医专里同样有人对白眼看待这个中国学生。

藤野的处理没有变。
周树人听漏了，他继续补；图画错了，他继续改；考试到了，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1906年春，周树人决定离开仙台，不再学医。临行前几天，藤野把他叫到家里，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惜别”。藤野希望他以后也寄一张照片回来，并保持通信。周树人答应了，离开以后却一直没有寄出。

两人的直接交往，到这里停住了。
二十年后的1926年，鲁迅写下《藤野先生》。那些被红笔改过的讲义，本来装订成三厚本，搬家途中遗失了；藤野送的照片却还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鲁迅写到自己夜间疲倦时，抬头看见照片，又会继续工作。

又过八年，日本准备出版《鲁迅选集》，他专门要求补入《藤野先生》。1935年，他仍在向日本友人询问藤野是否还健在。1906年没有写出去的信，到底没能重新接上这段联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
1937年，藤野回忆三十多年前的周树人。他记得这个学生个子不高，圆脸，上课认真，日语听说都吃力；说到学习，他没有因为周树人后来名满中国而把往事改得漂亮，只说自己记得，周树人当年并不是特别优秀的学生。

1905年的成绩表上，那个位置仍是第一百四十二人中的第六十八名。
藤野对自己的那番照顾也说得很轻。他记得下课以后留下来看看周树人的讲义，把听错、记错的地方订正补充。至于鲁迅为什么把他看得如此重要，藤野晚年甚至感到意外。

他还提起少年时代学过汉文，对中国先贤怀有敬意。

周树人来到仙台时，日本社会仍有人轻视中国人，他觉得来自这个国家的学生也该得到认真对待。
于是课堂里多了一件持续很久的小事：一个中国学生每周把讲义送过去，一个日本教授一页一页用红笔改完，再交回来。

鲁迅后来感激的，也正是这段经历。
藤野没有预先认出一个未来的大作家，也没有把一个中游学生夸成医学天才。他甚至三十多年后仍坦率地记得，周树人的成绩并不出众。

可在那个中国学生因为考到六十分以上都可能遭人怀疑的课堂里，藤野既没有降低要求，也没有降低对他的尊重。一百四十二人中的第六十八名没有变。

藤野给周树人的，从头到尾也不是一个漂亮名次，只是一页又一页改过的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