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戴笠的孙子正在安徽农场修理拖拉机，身世被意外查出，受审查时他的一番话，让在场办案人员陷入沉思。

1991年5月24日，戴以宏获准赴台湾探亲。母亲郑锡英和两个兄弟已经离开大陆三十多年，一家人这才重新见面。台湾那边，他是戴笠的孙子；安徽这边，他留下时间最长的身份，却是农场里的拖拉机手和修理工。

二十年前后，普农山分场的一次“三查”把这两种身份撞在了一起。
工作人员沿家庭关系往上追，可以查到军统首脑戴笠，也可以查到1951年在浙江江山被判处死刑的戴善武。

继续追戴以宏本人，摆在眼前的却是孤儿院、棉纺厂和农场的一串履历。

戴笠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戴善武死后，戴家的几个孩子都还年幼。1954年前后，郑锡英带着戴以宽、戴以昶离开大陆，经广州、香港前往台湾。

戴以宏因为出境安排没有同行，被留在上海。

照料过他的陆秉章后来因特务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失去依靠，随后被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此后，他没有进入台湾戴家的生活圈，也没有进入军统旧部组织。

与父祖那条政治关系发生实际连接的条件，在他的少年时代已经中断。

十六岁左右离开孤儿院后，他由劳动部门安排到合肥棉纺厂工作。
后来又转到安徽枞阳普农山分场，先开拖拉机，再做农机修理。农忙季节机器坏在地里，修理工要拆发动机、查故障、换零件，再把机器送回生产线上。

戴以宏成年后的工作关系，就落在棉纺厂、农场和生产班组里。

他的后续去向也都通过地方劳动部门和所在单位完成。

孤儿院以后是工厂，工厂以后是农场，工作岗位从产业工人变成拖拉机手，再变成修理工。这条线持续了十多年，中间没有出现返回戴家旧关系网络的节点。

1968年5月以后，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展开。
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陆续调查人员的历史关系，叛徒、特务以及旧政权相关人员都属于清查对象。中央转发的有关文件同时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运动中却出现严重扩大化，大批人员被错整。

到了“文革”中期，普农山分场开展“三查”。戴以宏的家庭关系很快被摆了出来：祖父掌握过军统，父亲已经被处决，母亲和两个兄弟又在台湾。

戴以宏也在这次查档中才知道，自己与戴笠有直接祖孙关系。

审查随后落到他本人身上，查他的成长经历、工作去向以及与旧关系是否仍有联系。

他向审查人员说明，自己九岁左右便进入孤儿院，由国家和社会机构抚养成人，与戴笠没有实际接触，连祖父的模样都不熟悉。与这番说明同时存在的，是十多年连续的个人经历：孤儿院、合肥棉纺厂、普农山分场，工人、拖拉机手、修理工。

沿家谱往上查，可以一直查到戴笠；沿戴以宏自己的经历往前查，却没有出现一段把他重新接回军统系统的组织活动。祖父是谁、父亲经历过什么、母亲和兄弟去了哪里，都已经写在家庭关系里；戴以宏本人参加过什么组织、做过什么事情，则落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中。

同一时期，清理阶级队伍中大量人员遭到错整，家庭历史和现实行为被混在一起处理的情况并不少见。戴以宏面对的压力同样真实。只是他的家庭关系继续往下追时，没有在他本人十余年的生活中接出新的特务活动。

他关于孤儿院生活的说明，对应着此前十多年的生活经历。

少年时期由谁抚养，成年后在哪工作，是否与台湾方面保持组织联系，农场里又留下什么现实行为，这些都与血缘关系同时摆在审查面前。

最后落下来的结果，是他继续留在普农山分场。

1976年，戴以宏仍在这个农场，并与一名上海女知青结婚。后来女方返回上海，两人分开，他又与农场女工组成家庭。农机修理没有停下，他后来成为七级修理工。

郑锡英和两个儿子抵台后，戴以宏并没有随后离开大陆。从1954年前后到1991年，他一直留在大陆生活、工作，母子和兄弟之间的分离持续了三十多年。普农山分场的岗位，也没有因那次审查中断。

1991年5月，戴以宏跨过海峡，去见已经分离多年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到了台湾，他重新进入戴家的家族关系里；探亲结束，他仍回到大陆，原来的生活轨迹没有因此改写。

那次清查翻出来的，是戴笠、戴善武以及台湾亲属组成的家庭关系。清查过去以后继续往下延伸的，却是戴以宏自己的农场履历。

孤儿院，棉纺厂，普农山分场。

拖拉机手，修理工。

很多年后，戴以宏留下来的职业身份，仍是七级修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