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做出了一个艰难选择，他们没有回到中国大陆，也没有继续等待和家人团聚，而是独自前往遥远的巴西。


说来也怪，当时摆在战俘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批人等着回大陆，一批人准备去台湾。


营地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夜里经常有人睡不着觉，坐在门口抠脚丫子上的泥，抠出血了也不觉得。


这五十五个人年纪都不大，二十出头，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有的被抓壮丁抓来不久。


他们中间没人真去过巴西，连巴西在地图哪头都说不准，只听说那边地方大，人种咖啡，需要人手。


一个姓周的小伙子把全家地址写在烟盒纸里，塞进鞋底，抬头说了句：“去哪儿不是卖力气，我想找个能睡踏实觉的地方。”


签字那天，营房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的声音，管事的外国人递过来一摞表格，上面印着葡萄牙文。


他们不认识字，就照着别人的样子，在指定的地方画了个圈，再按上拇指印，手印按下去，红色的印泥黏糊糊的，有人在大腿裤子上擦了擦。接下来是等船。


战俘营里剩下的人渐渐少了，空出来的床铺像缺了牙的嘴，这五十多个人挤在营房角落，用仅剩的半块肥皂洗衣服，晾在铁丝上，风一吹，晃来晃去像面褪色的旗。


三月底，一艘老旧的货轮在港口拉响了汽笛，那船浑身铁锈，吃水线附近的油漆早就斑驳了。


五十五个人背着帆布包登船，包里装着军毯、搪瓷缸，还有几本从战俘营带出来的小册子。


船离了港，朝鲜半岛慢慢变成一条灰线，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海上的日子并不好过。


货轮在太平洋里颠簸，舱底的气味让人头晕，有人晕船，抱着木桶吐，吐完了就躺在吊床上数天花板上的水珠。


夜里风浪大的时候，船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是要散架，一个姓李的北方汉子整夜整夜睡不着，就坐在甲板上，看天上的星星。


他说家里的星星也是这样的，说完自己先笑了，摆摆手说：“瞎扯，哪儿的星星都一样。”


这趟船走了将近两个月，等他们终于闻到陆地的气息时，已经是五月份，巴西，圣保罗的港口。


空气闷热潮湿，带着一股浓烈的咖啡和橡胶味，码头上人来人往，有白人、黑人、混血儿，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


接他们的人来了，是巴西移民局和几个种植园的代表，五十五个人被直接拉上了卡车，车轮卷起红土，向内陆开去。


他们被分散到几个不同的种植园，工作单调而繁重：除草、采摘、搬运。太阳毒辣，割得人后脖颈生疼。


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晚上回到工棚，就着凉水擦把脸，有人拿出从国内带出来的针线，借着马灯补衣服。


他们很快发现，巴西的蚊子比朝鲜的还凶，睡觉必须挂蚊帐，没有蚊帐就用纱布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日子久了，这五十多个人也慢慢摸出了门道，有人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葡萄牙语，能跟工头比划着多要两块面包。


有人发现城里的中餐馆缺帮工，就凑钱托人捎信，把同伴介绍过去，到了一九五八年前后，他们中间已经有人攒下一点钱，在圣保罗的郊区租了小块地，种点菜。


中国菜在巴西不好种，菠菜长不出来，就改种生菜和番茄。


收获的时候，几个大男人蹲在菜地边上，拿袖子擦汗，啃着番茄，汁水顺着胳膊肘往下淌，那大概是他们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不过，有些习惯是改不掉的，每年到了春节，能聚起来的几个人就凑在一起，用当地的面粉包饺子，馅是猪肉白菜的，白菜不够就用当地的一种绿叶菜代替。


没有白酒，就喝自制的甘蔗酒，喝到兴头上，有人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娘穿着粗布褂子站在老屋门口。


照片传了一圈，谁也不说话，只是闷头喝酒，酒喝完了，该干嘛干嘛去，第二天还要早起上工。


时间一晃就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五十五个人里，有人娶了当地的妻子，生了混血的孩子，教孩子的第一个中文字是“人”。


也有人一直单身，把挣下的钱悄悄寄回老家，地址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再后来，大陆的政策变了，有人办了手续回去探亲，飞机落地的时候，他站在机场大厅里，看着窗外陌生的高楼，腿有点软。


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原先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村里的孩子追着汽车跑，他在老家待了半个月，临走时给长辈的坟头磕了头，又回了巴西。


如今，这五十五个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圣保罗的一处华人公墓里，有几十块墓碑整整齐齐地朝着一个方向。


墓碑上的名字有的已经模糊，但还能辨认出姓氏：周、李、王、张。每逢当地的清明节，偶尔会有第二代、第三代后人带来一束花，放下，站一会儿，然后再开车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