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部长钱信忠正在汇报工作,毛主席突然面色铁青地打断他:“听听你汇报的是什么?这还是人民的卫生部吗?干脆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正是这声怒吼,拉开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村医疗大变革。
当时的新中国已经成立十多年,城市里的医疗卫生条件相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可一到广大的农村,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不少农民一辈子没进过医院,更谈不上什么专家、设备和先进药品。
村里有人发烧,通常先找熟人问一问,再到附近抓几服药。
孩子肚子疼,老人身体不舒服,年轻人扭伤、感染,很多时候都是忍着。
实在撑不住了,才想办法往县城赶。
可从村子到县城,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
那个年代没有如今方便的交通,有些偏远地区,遇上雨天道路泥泞,赶一趟路甚至要折腾大半天。
而对于很多普通农民来说,去一趟医院不仅仅是路远的问题,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困难——不知道去了以后能不能看上病,更不知道药费从哪里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卫生工作的情况。
说到医疗资源分布时,一组数字摆到了桌面上。
当时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有140多万人,大量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高级医务人员更是如此;有关材料记载,医疗卫生经费中城市占75%左右,农村只有25%左右。
毛泽东随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句话很重。
对于当时在场的人来说,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今年农村医疗经费应该增加多少”。
而是整个卫生工作的方向,到底应该服务谁。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句话后来成为“六二六指示”的核心内容。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解决办法简单归结为“多派几个城市医生下乡”。
因为此前已经组织过城市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
一些城市医生确实去了农村。
他们带着药箱,坐车、坐船,有时候还要步行,深入基层给农民看病。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明显局限。
一个医疗队的人数毕竟有限,一次只能覆盖有限的乡镇,而且不可能把所有设备都带到农村。
医疗队离开以后,当地还是缺医生。
于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毛泽东提出,医学教育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也应该改变,要培养农村能够负担得起、能够长期留在农村服务的人。
相关谈话中,他还强调了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认为不能把大量人力物力都集中在高深、尖端的疾病研究上,而忽视农村群众日常最需要解决的疾病。
这实际上把一个看似简单的“缺医生”问题,变成了整个农村卫生体系怎么建立的问题。
随后,卫生部门开始研究如何贯彻这一方向。
城市医生下乡巡回医疗继续推进。
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开始得到培训。
各地也逐渐探索更加贴近农村实际的医疗模式。
几年之后,农村基层医疗体系进一步发展,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等制度逐渐形成并推广。
所谓“赤脚医生”,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懂,而是指那些扎根农村、经过一定医学培训、同时参加农业生产的基层卫生人员。
他们不像大城市医院里的专家那样拥有复杂的设备,却往往离农民最近。
一间简陋的卫生室,一个药箱,一张桌子,有时候就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条件。
村里谁家孩子发烧,他们知道。
谁家老人常年咳嗽,他们知道。
谁家妇女临产,他们也会提前过去看看。
过去农民生病,可能要走几十里路才能找到医生。
而随着基层卫生体系逐步建立,医生开始出现在村民身边。
这场变化并不是一天之内完成的。
它经历了从城市医生下乡,到培训农村卫生人员,再到建立基层医疗组织的漫长过程。
但1965年6月26日的那次谈话,确实成为中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后来,人们把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谈话称为“六二六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