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哈尔滨地下交通员张宗伟的杂货铺联络点遭到日本宪兵包围，张宗伟被捕。他的俄籍妻子阿格拉菲娜赶到店铺，想要见丈夫，被宪兵强行拦在门外。为保全家人和地下组织，张宗伟无法与妻子交谈。张宗伟在狱中遭受酷刑，始终坚守秘密，不久英勇牺牲。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哈尔滨特委成立。
三个月后，张宗伟从组织领取150元经费，在中央大街西侧的炮队街100号开了一家杂货店。柜台上卖日用品，店门每天照常开关，这个普通门面同时承担起秘密交通联络。

地下工作到了这个阶段，掩护越寻常，越有机会藏住真正的往来。
张宗伟干交通并不是从这家铺子开始的。

1933年以后，他已经承担哈尔滨与上海之间的秘密文件运输。火车、车站、旅店、检查岗，都可能把一次送信变成逮捕。

有一次列车上遇到军警逐件检查行李，他把藤条箱夹层里的文件取出，揉成一团吞了下去。
箱子被翻过，文件没有落进敌人手中，他继续赶路。后来保存下来的那只藤条箱长6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重3千克。

这样的交通工作靠的不是固定地点，而是人、地址、身份彼此咬合。
一处住址暴露，可以撤掉；一个交通员被捕，可以换人；最危险的情况，是敌人抓住其中一个节点，再从口供里摸到下一个节点。

1937年春，这种危险真的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特委宣传部部长傅景勋叛变后，日伪军警宪特开始沿已经掌握的关系布置搜捕。
4月15日，大逮捕在哈尔滨等地展开，一批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被捕。五天以后，搜捕延伸到炮队街100号。
4月20日，日本宪兵进入杂货铺时，张宗伟刚送走一名来接头的同志。

宪兵没有停在柜台前。他们搜后屋，翻地窖，最终找到了藏在地下的秘密文件。张宗伟被当场控制，双手戴上手铐。

到这里，这个联络点已经失守了。
文件被搜走，店铺不能再使用，敌人此前又通过叛变获得了一部分地下关系。张宗伟手里已经没有办法把炮队街100号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接下来还能扩大的，是逮捕本身。只要审讯继续得到姓名、住址、接头方式和交通关系，一家杂货铺的损失就可能顺着人的关系向外蔓延。

偏偏就在宪兵搜查期间，阿格拉菲娜赶到了。
她是张宗伟的俄罗斯妻子。看到店铺周围有宪兵，她没有在外面直接喊人，而是以买面包为由进入店内，随后掀开门帘到了后屋。张宗伟已经被铐住。

两个人面对面，没有交谈。
阿格拉菲娜很快被宪兵推出店外。张宗伟随后被押走。没有留下告别的话，也没有留下可以确认的夫妻对答。炮队街这次见面真正留下的，是两个动作：妻子进了已经被搜查的联络点，丈夫在手铐中没有向她开口。

几天前还可以靠杂货铺遮住交通关系，这一刻已经做不到了。张宗伟能够控制的范围迅速缩小，从一间店、一些文件，缩到他本人知道的那些名字和联系。

这也是地下交通最残酷的地方。
交通员平时的价值，是把原本分开的两端接起来。人一旦落到敌人手中，同样的关系会倒过来变成危险。走过哪条线，见过什么人，把文件交给谁，哪些地址能够使用，过去越熟悉，审讯时越可能被敌人拿来继续追索。

张宗伟被押进道里监狱后，日本宪兵对他进行了刑讯。
他没有屈服。关押期间，他仍向同监人员宣传抗日。炮队街100号已经毁掉，搜出的文件也不可能重新拿回来，可敌人没有再从张宗伟身上获得一个可以继续向外追查的主动突破口。

这和1933年列车上的那次检查已经完全不同。
那时，他还有机会在军警打开藤条箱以前把文件吞下去，保住一批秘密文件。1937年4月，宪兵已经站进杂货铺，文件也已经被找到。他能守住的东西少了很多。

店没有守住，文件没有全部守住，哈尔滨地下组织已经发生的损失也不是一个交通员能够挽回的。

剩下的是他本人。
1937年7月，55岁的张宗伟被杀害于哈尔滨太平桥圈儿河。炮队街100号这个联络点随之退出地下交通网络。

十一年以后，1948年，阿格拉菲娜把张宗伟当年运送秘密文件使用过的藤条箱捐给东北烈士纪念馆。后来，这只箱子被定为一级文物。

箱子的夹层已经空了。
它曾经装过文件，躲过检查，也跟着张宗伟往返哈尔滨和上海。等它重新出现时，炮队街的杂货铺早已不再卖货，张宗伟也已经死去十一年。
阿格拉菲娜把箱子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