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从北京回到广州时,脸上没什么表情。秘书在机场接他,想问又不敢问。坐进车里,霍英东才开口:“明天开会。”
会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在。霍英东把茶杯放稳,说:“北京有回音了。”他顿了顿,“炮不用架了。”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负责工程的陈经理先反应过来:“那原来的设计……”
“按原设计继续。”霍英东说,“楼顶只留通信设备位置。”
军代表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我们接到通知了。”他说,“防空布点会调整到别处。”
散会后,霍英东独自在会议室坐了一会儿。窗外能看到宾馆工地,塔吊正在转动。他想起叶帅托廖承志传的话——“没有这样的待客之道”。话说得直白,但在那个年月,直白的话才管用。
三天后,港澳几个商人来广州考察,约在工地旁的临时办公室见面。带头的李老板一进门就问:“听说炮台的事解决了?”
霍英东给他倒茶:“解决了。”
“怎么说的?”
“叶帅拍了板。”
李老板和另外两人交换了下眼神。“那就是说……”他斟酌着词句,“以后这类事,都能商量?”
“能商量。”霍英东说,“但得按规矩商量。”
几人都笑了。李老板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们在东莞看中一块地,想做服装加工。之前不敢签,现在可以试试。”
那晚霍英东回家时,儿子在客厅看报纸。见他进门,儿子抬起头:“爸,今天学校老师问我白天鹅的事。”
“问什么?”
“问楼顶是不是真要架炮。”
霍英东脱下外套:“你怎答?”
“我说不会。”儿子顿了顿,“但我其实不知道。”
霍英东在沙发坐下。“现在知道了。”他说,“做事要一步一步来。今天撤了炮台,明天可能还有别的。但路总是往前走的。”
儿子点点头,继续看报。霍英东看着窗外的夜色,想起宾馆明年开业时的光景。地毯可能会被踩脏,但总会洗干净。重要的是门要开着。
1983年开业那天,霍英东站在大堂二楼看着人群涌入。有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孩子进来,孩子指着水晶吊灯“哇”了一声。男人有点窘,拉着孩子想往外走。
霍英东对身边经理说:“去告诉他们,洗手间在左边。”
经理犹豫:“人太多了,卷纸可能不够。”
“不够就去仓库拿。”霍英东说,“今天不怕用得多。”
后来地毯果然被踩得不像样,清洁工抱怨说泥脚印太多。霍英东路过时听见,停下脚步:“泥脚印说明什么?”
清洁工不敢说话。
“说明有人来。”霍英东说,“有人来就是好事。”
当晚他在酒店餐厅吃饭,听到邻桌几个香港商人聊天。其中一个说:“连炮台都能撤,别的事应该也能谈。”
另一个接话:“但还是要小心。政策会不会反复?”
“你看今天来多少人。”第一个说,“这架势,回不去了。”
霍英东慢慢吃完盘里的菜。结账时,经理说给他免单。他摇头:“该付多少付多少。规矩从自己做起。”
走出餐厅时,珠江上的风吹过来。对岸的灯火比去年多了些。宾馆门口还有人在排队等着进去看看,保安耐心地维持秩序。
霍英东站了一会儿,转身对秘书说:“明天把‘衣冠不整’的牌子收起来,换张‘欢迎参观’的告示。”
秘书记下。犹豫了一下,问:“要不要设参观时间?比如只在下午开放?”
“全天。”霍英东说,“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开。”
他走进电梯,看着楼层数字跳动。电梯门映出他的影子,鬓角已经白了。但镜子里那双眼睛还和三十年前刚来内地时一样——认准了路,就要走下去。
顶楼到了。他走出电梯,推开安全门走上天台。这里原本要架高射炮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只有几根天线立着。远处广州城灯火阑珊,更远处,是正在苏醒的珠江三角洲。
风吹起他的衣角。他站了十分钟,什么也没说,转身下楼。
第二天,施工队开始安装最后一批玻璃幕墙。阳光照在崭新的玻璃上,反射出整座城市正在改变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