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省委给发报：“请求批准枪决陈渠珍，以绝后患！”贺龙知道后，心急如焚，匆匆忙忙赶到中央，为这位老上司求情。
贺龙没等秘书通报，直接推开了那扇木门。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看见正俯身在地图前，手里捏着红蓝铅笔。贺龙立正敬礼，从怀里掏出一封已经揉皱的电报抄件，按在桌角。
“这个人，现在不能杀。”贺龙没坐下，手指重重戳在“陈渠珍”三个字上。
抬起头，示意警卫员把门带上。等屋里只剩下两人，他才开口：“湖南的报告，我看过三遍了。群众呼声很高，血债也不少。”
“血债要还，但不是现在。”贺龙摊开自己带来的布包，里面是十几张手绘的草纸，线条歪扭，却密密麻麻标着山头、岩洞、暗河，“这是去年剿匪牺牲的十七个侦察兵，最后送回的东西。他们摸进去的地方，地图上全是空白。”
抽出一张草纸，对着灯光看。纸上用木炭画着一条扭曲的线，旁边注着“伏牛岭，须防滚石，雨季路陷”。
“陈渠珍十六岁就在这些山里收鸦片税。”贺龙说，“哪个寨子有几条暗道，哪条溪夏天能蹚、冬天结冰，他全记在脑子里。让他多活一天，我们的战士就能少趟一条死路。”
把草纸轻轻放回布包：“你的意思，是用他的脑子，换战士的命。”
“是戴罪立功。”贺龙声音很硬，“剿匪结束，该怎么判还怎么判。但这之前，他的命得先押在剿匪上。”
没说话，走到窗前。院子里梧桐叶子落了一半，他看了很久，才转身在电报抄件背面写下几个字，递给贺龙：“人你接走。两条：第一，这件事不进任何会议记录；第二，他写出的每一条情报，你必须先找人用命去验证。”
贺龙接过纸条，上面只有八个字：验证为实，方可用于途。
三天后，一辆蒙着篷布的卡车开进湘西大山。陈渠珍从后车厢被扶下来时，脚镣还没摘。他被带进一处废弃的榨油坊，里面已经摆好了木板床、煤油灯和一沓厚厚的棉纸。
第一天，他坐着一句话不说。
第二天，他开口要了三样东西：湘西全域的旧县志、一包本地烟丝、一只能锁的木箱。
第三天凌晨，看守听见屋里传出咳嗽和纸笔摩擦的声音。天亮时，门缝下塞出一张纸，上面画着麻阳县三条进山的密道，旁边用小字注着：“中道多瘴，宜走左；右道有悬索桥，已朽，勿过载。”
这张纸被连夜送到三十里外的剿匪前指。指挥员盯着“悬索桥已朽”五个字，叫来本地向导。向导吞吞吐吐半天，才承认确有一座老桥，去年秋天就断过一回。
部队改走左道，次日拂晓直插土匪粮仓。仗打完清点伤亡，比预计少了二十三人。
类似的手绘图开始每周从榨油坊送出。有时是山势剖面，有时是村寨仇怨关系，有时只是一句“某头目嗜酒，每月十五必下山打酒”。每条情报后都附着一行小字：“此条可由某处某人核实。”
贺龙安排了七名绝对可靠的干部，专司验证这些情报。他们扮成货郎、采药人、寻亲客，钻进大山核对。前后半年，送出的四十九条情报，四十七条被证实可用。
1951年开春，最难啃的龙山匪寨久攻不下。剿匪指挥部争论不休时，一份新的手绘图送到：画的不是山路，而是寨子内部的派系图。哪个头目和谁有旧怨，谁又偷偷和山外商号有来往，标得一清二楚。
部队据此策反了寨中三当家。内应打开寨门那夜，主攻连队零伤亡。
秋末，湘西主要匪患肃清。庆功名单长长的，没有陈渠珍的名字。只在绝密会议记录里，有人用红笔在“情报支持”项下，画了一个很小的三角符号。
榨油坊的门在一个雨夜被打开。两名干部进来，收走了桌上所有图纸和那包没抽完的烟丝。陈渠珍没问什么，自己收拾了那件旧棉袄。
他被送到沅江边一座不起眼的瓦房，有炊事员照顾饮食，有医生定期检查，但没有纸笔，也没有访客。偶尔有穿便装的人来，只问他身体如何，不谈其他。
1952年深冬，陈渠珍肺病加重。临终前夜，他突然对护理员说：“箱底，那本《孙子兵法》……”
护理员从床底拖出他的旧木箱，找出那本已经卷边的书。陈渠珍颤抖着翻到扉页，上面有一行褪色的毛笔字：“赠渠珍兄：知地形者，胜之半也。贺云卿，民国十八年。”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合上书，轻轻说了句：“够了。”
书被放回木箱。箱子后来送进档案室，编号是“湘西剿匪特字第七箱”，没有署名，没有目录。
同年春天，贺龙视察湘西公路建设。车队停在一座新桥边，他走到桥头，望着下面深涧。施工队长介绍说，这桥墩正好压住了一条老山道，以后再也不怕雨季塌方了。
贺龙点点头，弯腰捡起一块桥基边的碎石，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扔回涧底。
随行人员都听见石头落底那声闷响，很久才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