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她拉着儿子走出那栋楼时，手里只有一个随身挎包。儿子的手被她攥得有些紧，小声问：“妈妈，我们的家呢？”鞠萍蹲下身，平视着孩子的眼睛：“妈妈先带你去个临时住的地方，以后会有的。”
她在电视台后街找到一间半地下室，窗户对着别人的院墙。房东太太认出她，惊讶地压低声音：“真是你啊？这条件……你行吗？”鞠萍点出三个月的房租，纸币在旧茶几上发出轻响。“行的，离单位近，接送孩子方便。”
第一天送儿子去新学校，班主任在走廊接过转学材料，瞥了一眼住址栏，没说话。课间操时，鞠萍躲在围墙外看，儿子站在队列最末，动作有些迟疑。她转身往电视台赶，高跟鞋踩在积水的地砖上，溅起了泥点。
录制棚里，灯光炙热。导演喊“三、二、一”，鞠萍脸上瞬间漾开笑容，声音清亮得像清晨的鸟鸣。镜头拍不到的位置，她的小腿在打颤——从早上六点到现在，她只喝过半杯豆浆。中场休息十分钟，她躲进洗手间，从包里掏出半个冷馒头，就着自来水咽下去。
晚上九点，她拖着灌铅的腿回到地下室。儿子已经睡了，桌上摊着作业本，生字写了一半。她坐下来，替他补完另一半。台灯的光晕染开，墙上她弯腰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周末，前夫依约来接儿子。他开着新车停在巷口，摇下车窗：“你就住这种地方？”鞠萍把儿子送过去，没接话。儿子回头望她，她笑着挥挥手。车子驶远后，她转身去了附近超市——晚上有夜班理货的兼职，从十点到凌晨两点，时薪八块五。
月底，她捏着加班的补贴，去了趟房屋中介。业务员带她看了套老工房的一楼，一室一厅，有扇能见到阳光的窗。签合同那天，她仔细读过每一个条款，然后签下名字。搬家只用了一辆三轮车，师傅帮忙把两个纸箱抬进屋，忍不住说：“大姐，你一个人带娃啊？”
新家的第一夜，儿子在刷白的墙壁上贴了自己画的画：一个大太阳，下面有间小房子，门口站着两个小人。鞠萍煮了两碗面，煎了金黄的荷包蛋盖在上面。儿子吸溜着面条，忽然说：“妈妈，我们以后不走了吧？”
“不走了。”鞠萍说。
她更忙了。除了常规录制，她接下所有能接的外景和配音。台里同事渐渐察觉，私下说：“鞠萍最近拼得不像话。”但镜头前，她依然是那个笑意盈盈的“鞠萍姐姐”，手指破了贴个创可贴继续折纸，嗓子哑了含颗润喉糖照常唱歌。
三年后的一个傍晚，鞠萍带儿子路过以前的住处。那栋楼还在，阳台挂着她熟悉的窗帘。儿子抬头看着，忽然说：“妈妈，我记得那个房间。”鞠萍握紧他的手：“我们也挺好，对不对？”儿子用力点头，反握住她的手。
又过了两年，鞠萍在节目里教孩子们唱《小燕子》。镜头推近时，她眼角有了细纹，但笑容依旧明亮。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一封观众来信，信里没有字，只夹着一幅儿童画：一个大人牵着小孩，走在一条开满花的路上。
那天晚上，鞠萍把画贴在冰箱上。儿子凑过来看，他已经比她肩头高了。“画得挺好，”他说，“像我们。”
鞠萍笑了笑，转身去厨房热牛奶。窗外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照亮了阳台上她去年秋天种下的那盆茉莉，枝头正冒出星星点点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