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船王"包玉刚准备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国际饭店，但是他提出一个特殊条件，无人敢接捐款。

1980年的春天。

北京的风很大，沙子打在脸上有点疼。

有一个人从香港来了。

他叫包玉刚。

全世界做航运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人们叫他世界船王。

他这趟来北京，不是来谈生意的。

他是来送钱的。

一千万美元。

白送。

不用还，不占股份。

他要拿这笔钱，在北京盖一座现代化的饭店。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几家像样的酒店。外国人来了，住得局促，吃也吃不好。有人想看看这个刚刚打开门的国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包玉刚看在眼里。

他说，我来出这个钱。

一千万美元，在一九八零年是什么概念。

普通工人一个月挣几十块。

支票都准备好了。

签字就生效。

可是包玉刚提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他说，饭店盖好以后，要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

他父亲叫包兆龙。

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就这一个条件。

没有第二个。

他的父亲八十多岁了，跟他一起到了北京。老人家一辈子不容易，做儿子的想给父亲留个念想。

中国人讲孝。

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他没想到，就是这个条件，让那一千万美元，送不出去了。

支票递到国家旅游局。

旅游局的人接过来，手是抖的。

不是激动的。

是吓的。

一千万美元，白给，谁敢接。

那是什么年代。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人的脑子还转不过弯来。

接受资本家的捐款，这算什么。

还用资本家爹的名字命名饭店，这又算什么。

是不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

是不是丢了自力更生的脸面。

一个一个的问号，压得人喘不过气。

旅游局做不了主，往上报。

报到北京市。

北京市的领导看了，也做不了主。

再往上，报到国家计委。

计委的同志看了半天，还是不敢点头。

谁都知道这是好事。

可是谁都怕。

怕将来风向变了，有人翻旧账，说你收了资本家的钱，还给资本家的爹立了牌子。

这个帽子，谁戴得起。

于是就出现了天底下最荒唐的一幕。

人家白送你一座饭店，你不要。

人家拿着真金白银上门来，你把人家晾在那里。

支票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一个人敢签字。

议论也跟着来了。

有人说，哪有人平白无故送这么多钱的，这里头肯定有文章。

有人说，船王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图什么。

有人说，这饭店要是叫了兆龙饭店，老百姓路过，是记住社会主义，还是记住他包家。

这些话，今天听来可笑。

在当时，每一句都重得像石头。

包玉刚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谈判桌上，多少精明的洋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这一回他看不懂了。

一片好心，怎么就成了麻烦。

据说那张支票，一度被退了回去。

退回去的那一刻，包玉刚什么也没说。

他把支票收了起来。

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站在旁边，也什么都没说。

事情就这么僵着。

一直僵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

这个人叫邓小平。

邓小平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家无偿捐资一千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

何乐而不为。

五个字，把那些绕来绕去的大道理，全拨开了。

他又说，这个钱你们不敢要，我敢要。

他说，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上午。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邓小平来了，王震来了。

包兆龙来了，包玉刚也来了。

邓小平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接过了那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

他接得很自然。

就像接过老朋友递来的一杯茶。

这一接，接的不只是钱。

接的是一种态度。

是告诉所有人，改革开放不是说说而已。祖国的门真的开了，海外华人的心意，祖国收。

后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四个字。

兆龙饭店。

一九八五年十月，饭店建成开业。

邓小平亲自去剪了彩。

国家领导人为一座饭店剪彩，本身就不寻常。

他是在告诉所有人，这件事，我支持。

兆龙饭店立在北京，一立就是几十年。

工人体育场旁边，那栋楼至今还在。

每天人来人往，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来历。

一块牌子，一个名字，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孝心，曾经难倒了整整一座北京城。

最后是一个老人，用一句话，把这道坎迈了过去。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挣到一千万。

是一千万摆在面前，你敢不敢伸手去接。

比钱更重的，是胆子。

比胆子更重的，是心里那杆秤，往哪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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