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为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大陆前往香港，而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李景均1940年取得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已经在美国拥有稳定的学术发展机会。1941年，他主动放弃海外优越条件，带着新婚妻子动身返回战乱中的祖国。航行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船只被迫停靠香港，香港很快沦陷，夫妻二人被困当地两个月，手里的旅行支票无法兑换，一度生活窘迫，依靠友人接济，历经辗转才抵达内地大后方，先后在广西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开展教学工作 。






抗战结束以后，李景均受聘北京大学农学院，34岁出任农学系主任，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1948年，他完成英文著作《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本书后来被欧美多所高校用作研究生教材，在国际遗传学界拥有很高声誉。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当时时代环境影响，源自苏联的李森科‑米丘林学说传入国内，摩尔根经典遗传学被简单贴上意识形态标签。李景均坚持国际学界已经验证的遗传学理论，依旧按照现代遗传学体系备课授课。之后他主讲的遗传学、生物统计相关课程被停止开设，正常教学科研难以开展，学术争论掺杂非学术的批评指责，让他感受到巨大压力 。






1950年2月，李景均以上海母亲生病需要探望为由，向学校留下请假字条，没有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带着妻子与年幼女儿辗转抵达香港。他原本只是临时避险，并没有做好永久定居海外的规划。抵达香港之后，他缺少官方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美国驻港领事馆无法直接核发签证，求职四处碰壁，一家人寄居亲属家中，积蓄持续消耗，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李景均将自己在国内遭遇学术环境困境的经历写成公开信件，在海外学术刊物发表，这件事引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穆勒的注意。穆勒读过李景均的学术著作，十分认可他在群体遗传学、生物统计方向的研究水平。穆勒作为美国遗传学界相关援助委员会成员，多次致信美国国务院、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陈述李景均的学术价值，推动签证审批流程，同时向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推荐李景均。匹兹堡大学向李景均发出正式聘书，愿意等待他完成签证手续，并非直接派人赴香港接他赴美 。






经过十多个月沟通审核，1951年5月，李景均拿到签证前往美国，正式到匹兹堡大学任职。来到美国之后，李景均深耕生物统计与人类遗传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多家退伍军人医院开展癌症药物联合临床试验，李景均担任项目生物统计负责人。当时临床试验缺少标准化规范，他坚持推动随机分组、双盲评估的试验设计，这套方案起初遭到部分临床医生反对，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下最终落地。这套方法逐步成为现代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方法基础，对全球医药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之后他担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会长，获得学会杰出教育奖，在国际学界收获广泛尊重。






李景均出走这件事当时引起中央层面重视，教育部、中央文委组织开展调查。1951年乐天宇被调离北京农业大学，纠正当时粗暴干预学术的做法。这段历史留给后世很现实的启示：科学问题应当依靠实验、数据、学术辩论来解决，学术领域不能用行政手段、意识形态标签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只有保障平等理性的学术讨论环境，科研人才才能够安心开展研究。






我们看待这段历史，需要放在建国初期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客观看待。青年时代的李景均，不顾战火主动回国投身科教，这份报国初心值得肯定；后期迫于当时畸形的学术环境远赴海外，之后在异国持续深耕科学，为人类遗传学、医学统计作出重要贡献，同样值得尊重。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国内相关科研机构曾经发出访问讲学邀请，但是早年的经历在他内心留下很深的心理隔阂，他始终没有再度回到中国大陆，2003年10月在美国匹兹堡家中离世，终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