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蕙兰用英文写就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里，她将婚姻的破裂直指“那个姓严的女人”，并宣称严幼韵是顾维钧“早已安排好的后手”。

1959年9月3日，顾维钧和严幼韵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顾维钧七十一岁，严幼韵五十四岁。到这一天，严幼韵才在法律上成为顾维钧的妻子。

十六年后，黄蕙兰出版《没有不散的筵席》，重新讲起那段已经结束的婚姻。这部英文自传由黄蕙兰口述，美国作家伊莎贝拉·塔夫斯整理执笔。她在书里写丈夫的婚外情，也写顾维钧驻美时期经常从华盛顿去纽约，与一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子相会。

严幼韵的人生当时还连着另一个家庭。
1929年，她嫁给外交官杨光泩。1938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全面抗战已经开始，菲律宾华侨是海外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杨光泩到任后的工作包括联络华侨、募集抗战经费，马尼拉职位本身承担着完整的战时外交任务。

四年后，日军占领马尼拉。
杨光泩与另外七名中国外交人员被捕，1942年4月遭到杀害。严幼韵起初并不知道丈夫已经遇难。她带着孩子，还要照料其他外交人员的妻儿，在菲律宾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

1945年赴美时，她已经从外交官夫人变成需要独自抚养三个女儿的遗孀。

到了纽约，生活首先摆在她面前的是工作。严幼韵后来进入联合国礼宾部门，替她牵线的是旧识胡世泽。胡世泽联系联合国方面，她经过会面后获得职位。这条求职过程中，具体出面联系联合国的人有明确名字，并非只能用顾维钧与她的私人关系来解释。

另一边，黄蕙兰与顾维钧的婚姻早已出现别的摩擦。
黄蕙兰出身爪哇巨富家庭，婚后习惯以汽车、珠宝、住宅布置和宴会维持外交场合的体面。顾维钧对这些开支并不总是认同。两人为是否接受黄家的汽车、怎样使用黄家的钱、怎样布置驻外使馆发生过不快。

黄蕙兰眼里的财富并不只是个人享受。
她愿意拿出黄家的钱维持大使馆和外交社交，希望中国外交官在欧美上层社会得到与身份相称的待遇。顾维钧需要妻子的社交能力，却又不愿家庭生活长期被黄家的财富牵着走。钱、面子和夫妻之间谁来作主，慢慢缠到了一起。

黄蕙兰并非到1975年才第一次写自己。
1943年，她已经出版过一部英文自传。那时黄顾婚姻仍在存续，书里没有像三十多年后的版本那样集中处理顾维钧的婚外情。

1975年再写时，顾维钧已经与严幼韵结婚十六年，夫妻失和、丈夫的外遇以及她自己对婚姻的反省，都被放进了后一本书。

1946年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以后，夫妻之间的距离落到了每天的生活里。
黄蕙兰后来写到，两人很少同桌吃饭，用车也要经过顾维钧同意，她还搬到与丈夫分开的房间生活。顾维钧频繁前往纽约，与那名联合国女子的来往，又给这段婚姻添上了最尖锐的一层。

严幼韵后来成了这道裂缝最醒目的名字，可裂缝早已伸进钱、身份、社交方式和夫妻权力的日常生活。黄蕙兰在1975年的自述里用了不少篇幅写顾维钧的外遇，到了书末，她又谈到自己的强势，认为年轻时过分强调女性自主，在夫妻相处中没有给丈夫留下足够的位置。

1956年5月，顾维钧结束十年的驻美大使任期，也结束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黄顾三十多年的婚姻也在这一时期走到终点。顾维钧随后进入海牙国际法院，黄蕙兰留在美国。

三年以后，顾维钧才与严幼韵正式登记结婚。

1959年的婚姻登记没有改变此前已经发生的事情。
1938年，杨光泩赴马尼拉承担战时外交任务；1942年，他死于日军之手；1945年，严幼韵以遗孀身份带着三个女儿到美国谋生。

黄顾婚姻中的金钱冲突、生活分离和感情裂痕，也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严幼韵最终进入了顾维钧的婚姻，却没有一条完整的事实链，可以把这些节点都变成顾维钧早年布置的一盘棋。

更耐人寻味的是黄蕙兰自己。

离婚多年以后，顾维钧也已经另娶，她在1975年英文自传的封面上仍突出“顾维钧夫人”的身份。

她写丈夫离开自己，也写自己的强势，却一直没有完全卸下这个陪伴她几十年的称谓。严幼韵留在了婚姻破裂的记忆里，“顾维钧夫人”几个字，却依然留在那本书的封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