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究竟可怕到了什么地步？平心而论，人类历史上几乎再找不出第二位领袖，能像他那样，对自己的同僚和战友施以如此残酷、近乎灭绝式的清洗与镇压——那种手段之骇人，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1937年秋，乌克兰某州委第二书记谢尔盖·科瓦廖夫接到莫斯科电话时，正在办公室批文件。电话里只说，专列已在车站，两小时内出发。他放下笔，让妻子把最好的衬衫熨平。他以为这次去莫斯科，是要补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缺。

到了莫斯科，接他的不是组织部的车，而是内务部的人。车没去克里姆林宫，停在一栋灰楼前。科瓦廖夫被带进一间没有窗的屋子。桌上摊着几份供词。审讯员问他，1934年是否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过联系。他说没有。审讯员没争，只把其中一页推过来。那页底下，签着他一手提拔的年轻干部格里沙的名字。

科瓦廖夫盯着那签名，手开始抖。格里沙两年前还在他家里吃过饭，叫他“老师”。审讯员说，事情不难办。你在这份材料上签字，承认自己失察，再指认三个人，你可以回州里，妻子和女儿也能留下。不签，她们明天就上另一趟车。

他问，她们去哪。审讯员没回答，只把笔放在他手边。科瓦廖夫坐了半夜。天快亮时，他签了。他指认了三个老战友：一个跟他打过白军的师长，一个替他管过组织事务的州委委员，还有一个曾在他生病时替他值班的老工人。签完字，他要求见斯大林。审讯员笑了一下，说，斯大林同志没空见你。

回到州里，科瓦廖夫照吩咐主持了会议。他站在台上，念那份准备好的发言，说那三个人是人民的敌人。师长当场被带走。老工人从后排站起来，想说什么，被两个人按下去。会场上没人出声。散会后，师长的妻子在楼梯口拦住他，问：“谢尔盖，你晚上睡得着吗？”科瓦廖夫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女人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几个月，科瓦廖夫照常上班。只是秘书不再给他送茶，司机说车坏了，让他走路。他去食堂，熟人端着盘子换到别的桌。没人提那场会，也没人再叫他“谢尔盖”。他明白，自己在等。

他以为事情过去了。妻子和女儿还在，他的办公室也没换。可到了第二年春天，内务部的人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走在最前面的，是格里沙。格里沙穿着新制服，把一张逮捕令放在桌上，说：“科瓦廖夫同志，你被逮捕了。”科瓦廖夫问为什么。格里沙说，你指认的人里，有人供出了你。科瓦廖夫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签字时，审讯员说过，没人能干净地走出去。

牢房里，审讯员又让他指认别人。他拒绝了一次。审讯员没打他，只问：“你女儿今年十七岁，对吧？”科瓦廖夫闭上眼。几天后，他又签了。这次签完，他问，我妻子和女儿呢。审讯员说，她们已经签了。科瓦廖夫愣住，问签了什么。审讯员说，签了跟你划清界限的材料。

1938年夏天，科瓦廖夫被枪决。执行前，他问守卫，能不能给妻子带句话。守卫说，不能。他又问，那我女儿呢。守卫说，她已经不姓你的姓了。科瓦廖夫没再说话。走廊尽头传来叫名字的声音，有人应了一声。然后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