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最是帝王家：相传张居正乘坐的轿子规模宏大，有说法称用 32 名轿夫，这是否属于僭越？张居正推行变法改革，生前得到万历皇帝极大的信任与尊崇。

万历十二年，朝廷的人进入湖北江陵张家查抄。张居正已经去世两年，太师等荣典被削，谥号被夺，几个儿子的官职也保不住了。长子张敬修在追赃中受拷，随后自缢。朝廷给张居正留下的罪名里，有“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

六年前，同样是江陵，等来的却是另一套命令。
万历六年，张居正获准回乡安葬父亲。皇帝派尚宝司、锦衣卫官员护送，赐给他“帝赉忠良”银印。更特殊的是，张居正已经离开北京，留京阁臣遇到重大政务仍不能自行处置，要把文书通过驿站送往江陵，请“张先生”决定。

这条从北京通向江陵的路上，出现了那顶后来最惹眼的步舆。
真定知府钱普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大型步舆，前部有轩，后部可休息，内部能够安放屏榻，也可容童仆随侍。关于抬舆人数，留下了“三十二舁之”的数字。仅就形制而言，它已经远远不是普通官员出行使用的小轿。

明代对此并非没有规矩。
弘治年间重申舆制，按例可以乘轿的文武官员，通常只许四人扛抬；擅用八人，已经进入官府应当查奏的范围。到了万历初年，朝廷还在申禁官员、勋戚越格使用轿舆。

三十二人与四人的差距摆在那里。按照臣僚舆服制度衡量，这种规格已经越出常制。
可张居正没有因为这顶轿受到处分。
他回乡途中，各地官员迎送、供应驿传，有的甚至越界相候。经过襄阳、南阳时，他与宗室亲王交往所采用的礼节，也已经引起议论。北京却仍不断把事情送过来。辽东有军功需要议赏，皇帝照样让张居正提出处理意见。

一个离京葬父的首辅，仍然没有真正离开国家决策中枢。
这种状态不是从那顶大轿开始的。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士大夫奉行的丧制，他本应离职回乡守制。

张居正提出丁忧，万历和两宫却要把他留下。国家政务正在推进，少年皇帝也没有准备好失去这位首辅。反对“夺情”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先后遭到廷杖和贬谪，张居正继续进入内阁办事。

皇帝亲手把一道通常约束官员的制度让开了。
万历即位时只有十岁。张居正既主持内阁，又参与皇帝教育，考成法、清丈、赋役整顿、边防人事都在这一时期推进。

各级官员办事有了期限，地方钱粮被催得更紧，六部和督抚的考核也更加严格。戚继光、李成梁等人在边镇用兵，朝廷则要稳定地提供军费、官职和政策支持。

这套治理方式需要一个能够压住六部、督促地方，又能取得宫廷支持的首辅。万历和慈圣太后给予张居正的权力，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代价也随之出现。
夺情争议中，反对者被重处；官员升降越来越受到首辅影响；地方官面对张居正时，迎送、馈送和礼仪不断加码。皇帝给予的政治权力到了地方，又被官场转化成可以看见的排场。大型步舆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件东西。

张居正回到北京后，万历并没有收回这份信任。
两宫派内臣慰劳，皇帝赐金帛、宝钞、羊酒。后来张居正请求退休，万历仍不允许。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重，一些重要事务还送到他的私宅处理。临终前，他又进太师。死后，朝廷赐祭、赐葬，谥“文忠”。

如果那顶巨型步舆本身已经触动了皇帝准备清算张居正，后面这些恩典就无法连在一起。
变化发生在张居正去世以后。
冯保很快失势。过去因反对张居正而遭处分的官员陆续复起，针对张居正的奏劾越来越多。少年皇帝也已经长大，开始独自掌握政务。过去十年中压在皇帝与百官之间的那位首辅不在了，许多旧账随即重新进入朝廷。

被重新追究的并不是一顶轿子。
夺情、打击言官、用人、辽王旧案、家产以及张氏亲属的问题一项项被翻出。张居正活着时依靠皇帝授权取得的强大处置权，死后被写进“专权乱政”“蔽塞朕聪”的罪状。万历曾经需要一个能够替少年天子压住官僚系统的首辅，等皇帝自己能够掌权时，这种首辅留下的权力痕迹已经显得过于庞大。

于是，万历六年被允许继续遥决大事的张先生，到万历十二年成了被籍没家产的故臣。
那顶据称需要三十二人抬行的步舆，按臣僚舆服制度确实越出了常规。但张居正后来遭祸，并不是因为多用了多少名轿夫。

朝廷最终追究他的，是十年间不断扩大的政治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留下的官场恩怨和制度冲突。

1578年，张居正离京时带走了一方“帝赉忠良”银印，北京的军政文书还在沿驿路追着他送往江陵。
1584年，朝廷再次派人来到江陵。
这一次送来的不是等待首辅裁决的公文，而是抄家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