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那封邀请她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函件，被她轻轻搁在茶几上，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她没有立刻回复。
几天后，一个午后，她独自走出下榻的饭店。没有通知任何人，她穿着素色的旗袍，叫了一辆人力车，只说“去城里转转”。车夫拉着她在北平初秋的街道上穿行，路过天安门时，她让车夫慢一些。城楼正在修缮，工人们搭着架子，将褪色的旧灯笼取下，挂上崭新的红色宫灯。
她去了琉璃厂，在一家旧书店驻足良久，挑了几本宋刻本的诗集。店主是个老先生，并不认识她，只当是位讲究的南方客人，与她聊起北平城这些年的变化。她静静听着，指尖抚过泛黄的书页。
“您说，这新朝新气象，究竟是好是坏？”老先生忽然问道，像是自言自语。
宋庆龄抬眼，看向窗外街上走过的、穿着灰布军装哼着歌的年轻战士，又回头看了看店内堆积如山的故纸旧籍。
“能让人安心买书、读书，总是”她轻声说，付了钱，将书仔细包好。
回到饭店时，周恩来已在客厅等候。他看见她手里的书，笑了：“主席猜您会出去走走。他说，若是您买了书回来，这事便成了八分。”
“润之先生何以如此肯定？”宋庆龄将书放下。
“他说，一个能在这种时候，还惦记着挑几本好诗集的宋庆龄，心里装的，终究是这个国家的文脉和将来。”周恩来温和地说，“那院子里的海棠，今年花开得晚了些，但果子结得特别密。”
宋庆龄没有说话。她走到窗边，看着北平城渐渐亮起的灯火。
第二天，她去了后海那处院子。两棵海棠树果然还在，枝头挂着红彤彤的果子，沉甸甸地压着枝条。她没有进屋，就在树下石凳上坐着，看了许久。一位工作人员走来，轻声说主席电话来了，问她对院子可还满意。
“请转告润之先生，”她站起来，拍了拍旗袍上沾的细微尘土，“这海棠果子，能否摘一些送我？我想尝尝北方的秋味。”
电话那头的毛泽东闻言，朗声笑了。他放下电话，对身边的秘书说：“去，把树上最红的那几颗，都给大姐摘下来，现在就去送。”
当天傍晚，一碟洗净的、饱满通红的海棠果送到了宋庆龄面前。她拈起一颗，尝了。酸涩之后，是绵长的、清冽的甘甜。
她没有再犹豫，提笔给毛泽东回信。信很短，只有两行：
“海棠果已尝，滋味甚好。副主席一职，我愿担任。惟愿如这院中树，虽处北地，亦能开花结果。”
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亲自来到她的院子。没有谈工作，只是递给她一个小锦盒。里面不是印章或文件，而是一枚铜制的、小小的藏书票，图案是一棵枝叶舒展的海棠树，树下有一行小字：“为天下惜才”。
“知道你爱书，这个给你印书用。”毛泽东说，“‘大姐’这个称呼，私底下我叫惯了，改不了口。公务场合，我会注意称呼‘宋副主席’。”
宋庆龄接过藏书票，冰凉的铜片在她掌心渐渐温热。
“无妨。”她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无论称呼如何，我们知道彼此是谁，便足够了。”
十月一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侧。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时，她没有侧头，却能感觉到身畔那道沉稳而信赖的目光。她的脊背挺得笔直，如同她一生所坚持的信念。
典礼结束，人潮散去后，她回到后海的小院。书桌上，那枚海棠藏书票下，压着毛泽东新写的一张小笺，墨迹未干：
“今日并肩，此生不负。望大姐，珍重如前。”
她将小笺与之前所有往来便笺收在一处，锁进那只存放着旧信与合影的小皮箱。然后，她铺开稿纸，开始撰写那篇给海外侨胞的广播讲话。笔尖沙沙，窗外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星河辽阔，秋风里满是海棠果熟透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