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谢楠看着卡车消失在尘土里，转身时被护士长叫住，有新伤员急需处理。她跑回帐篷，把赵勇和十块钱暂时抛在脑后。接下来的三天，炮火格外猛烈，伤员一车车运下来，她忙得脚不沾地。
第四天凌晨，转运伤员的车队返回。谢楠帮着卸担架，目光扫过驾驶室，没看见那个腼腆的少年。她拉住一个熟悉的驾驶员问赵勇呢，对方别过脸，指了指后面一辆车。车厢板上，放着一个沾满泥泞的军用挎包。
带队排长沉默地把挎包交给她。里面除了几件物品，还有一张叠得方正正、却被血浸透又风干了的十块钱纸币。排长说，车在路上遭遇炮击，赵勇当场牺牲。清理时，发现这钱在他上衣内侧口袋，贴着心口。
谢楠没哭。她攥着那张硬邦邦的纸币，走到营地边缘的物资堆放处。那里有几支训练用的步枪。她抓起一支，对着远山的方向，扣动了扳机。空包弹的爆响撕裂了黎明。
枪声惊动了整个营地。军纪严明，前线私自鸣枪是严重违纪。她的三等功申报被立即撤销，火线入党资格取消。一周后，处分决定下达：取消一切评优资格，作提前复员处理。
离开前线前，谢楠用攒下的所有津贴，托人从后方买来一台崭新的红灯牌收音机。她写了封信，谎称是赵勇托她寄的，说儿子在前线一切都好，用津贴给父亲买了生日礼物。她把信和收音机打包，寄往赵勇贵州黔东南的老家。
复员回乡，谢楠被安排到镇上的卫生所。日子平静，她却总睡不着。一年后，她不顾家人反对，辞了工作，只身坐上前往云南的火车。几经辗转，她找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在一排排墓碑间，她终于看到了赵勇的名字。照片上的他，还是借十块钱时的样子。
她把一张崭新的五块钱人民币，轻轻放在墓碑前。“现在齐了，十五块。”她低声说。管理员是一位退伍老兵，他告诉谢楠，很多烈士的家属因为路远、贫困或信息不通，几十年都没能来过。
那句话像颗钉子，扎进谢楠心里。回去后，她白天在卫生所上班，晚上开始整理从各个陵园抄录的烈士信息，按籍贯分类。她用自己的工资，给那些地址尚存的家庭写信，告知他们亲人安葬的具体位置。
第一封回信来自四川一位老母亲，信里夹着五块钱路费，问谢楠能不能帮她去儿子坟前烧张纸。谢楠请假去了，拍了照片，带了陵园的土回来。她把照片和一小包土寄回，退回了那五块钱。
类似的信渐渐多了起来。谢楠的积蓄很快见底。第三年，她说服丈夫，卖掉了镇上的房子，搬到了麻栗坡县城。她租下一个带院子的平房，挂牌“寻亲驿站”。这里免费提供食宿给前来祭扫的烈士家属，她也继续着寻找和核实信息的工作。
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指了指屋里墙上，那里挂着一张裱起来的、褪色发硬的十块钱纸币。下面有一行小字：债未还，事未了。
如今，那面墙上贴满了家属留下的合影和感谢信。窗台上，一台老式红灯牌收音机擦得锃亮。谢楠每天擦拭它，有时会打开听听新闻。她不再梦见那个少年，但她走过陵园时，会觉得那些沉睡的名字，都认识她这个后来替他们“还债”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