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杜玉娟以为自己只是去医院陪个伴。

到了诊室，护士递过来一张表，她低头一看——

上面写着她的名字。

她愣住了，手开始抖。

旁边的王建全把脸别过去，平静地说了一句：进去吧，别让人家等。

那是一张招工体检表。那一年，能拿到这张表的人，命运就此不同。

要搞清楚这件事有多重，先得知道那张表意味着什么。

1966年，一声令下，全国将近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最小的十四五岁，书没读完，就被塞进绿皮火车，一路颠到穷乡僻壤。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知青。

王建全和杜玉娟，就是其中两个。

他们被分到同一个知青点，在湖南某个村子里，一住就是好几年。知青点原来有十几个人，一年又一年，陆陆续续走掉了。

有人通过关系调走了，有人1977年赶上高考恢复，考出去了，走的时候行李往肩上一甩，头都没回。

到了那年秋天，知青点就剩下王建全和杜玉娟两个人了。

一栋屋，一道墙，男宿舍，女宿舍。

他们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在同一块田里干活，互相见过对方最狼狈的样子。

那个年代，招工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一个知青点的招工名额，少则一个，多也不超过两三个。这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离开，能回城，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为了一个名额，知青们托关系、找门路，有人连队里的老乡，有人托回城的战友，争破了头，抢红了眼。

那天早上，王建全找到杜玉娟，说：我要去镇上体检，你跟我去吧，知青点就咱们俩，你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

杜玉娟没多想，答应了。

两人走了很长一段路，从村口走到公路边，搭了辆拖拉机，颠颠簸簸进了镇子，找到了那家医院。

一路上，王建全话不多，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一眼，确认她跟上了，也不说话。

杜玉娟当时没留意。她以为他只是紧张，毕竟招工不是小事。

到了诊室门口，护士拿着表格抬头叫名字，叫的是——杜玉娟。

她愣了一下，以为叫错了，没动。

护士又叫了一声：杜玉娟，进来体检了。

她低头看了看桌上那张表。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姓名，杜玉娟；籍贯，某某省某某市；档案编号，一串数字。

全是她的信息。一个字都没错。

她抬头看向王建全。

王建全避开她的眼神，把目光落到走廊墙上，声音很平：进去吧，别让人等着。

杜玉娟没动：这是你的名额。

王建全不说话。

杜玉娟又说：你为什么——

他打断她：你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我不一样。进去。

说完他往旁边走了几步，背对着她，站在走廊里，不再说话，也不再转头。

杜玉娟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诊室。

杜玉娟通过了体检。

几个月后，她离开了知青点，回了城，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王建全又在那个村子里待了将近两年，直到1979年国家政策放开，知青才陆续返城。

杜玉娟后来在日记里写过那天的事：进了诊室，我没哭，就是觉得眼眶很热，一直憋着。我想出去跟他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如果我不进去，他也不会进去。所以我进去了。

这两个人最后有没有在一起，没有任何记载。

【主要信源】
《中国知青史》，定宜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潘鸣啸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