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秋，朱德带着南昌起义剩下的 800 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没吃没穿缺少弹药，四面是敌人，队伍随时可能散伙。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部到达宁冈砻市，同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会师。

几天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此时跟随朱德上山的，已经不只是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老兵，还有湘南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大批农军。

1927年10月下旬，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在潮汕受挫后，朱德、陈毅率其中一路转向赣南。

三河坝撤退后，这支队伍一度还有两千多人，连续行军、作战，再加上伤病、掉队和离队，到安远天心圩时只剩七八百人。
官兵衣着单薄，粮食、药品、弹药都很难补充，又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有人独自离开，也有人带着一个排、一个连走掉。

与此同时，董朗率另一支南昌起义余部已经进入海陆丰继续作战。朱德手里的七八百人，是转入赣南的这一路。
人数锐减只是表面上的危险，原来的军、师、团体系也在撤退中被打乱。干部和士兵来自不同单位，旧有上下级关系已经残缺，再挂着原来的番号，命令也未必能传到每个连队。
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时，朱德没有把出口堵住。

愿意继续走的留下，不愿继续的人可以离开。对一支只剩数百人的队伍来说，这个办法还会继续减少人数。大会结束后，部队却没有原地解散，剩下的人继续向赣南西进。
留下多少人，只解决了第一道难题。剩下的人怎样重新成为一支军队，还没有答案。

天心圩之后，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粤、桂、湘等方面相互争斗，对朱德所部的追击压力一度减弱。部队趁这个间隙进入大余，没有急着再同优势兵力硬碰，而是停下来重新编组。

陈毅重新登记党团员，建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到连队。已经难以维持的军、师、团架子被撤掉，部队压缩成一个纵队，下面直接编步兵连以及机枪、迫击炮分队。

朱德负责军事指挥，陈毅负责政治工作，王尔琢任参谋长。原来散在上层机关里的人员进入基层，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都向连队压下去。

大余还有一批北伐时期留下的军需物资。运输站将数百套被服和其他物品交给起义军，当地又有工人、农民参军。几周前还在天心圩忍着缺衣少粮继续行军的官兵，终于得到一批能够立即使用的补充。

11月上旬，队伍进入崇义上堡。人数仍然不多，朱德、陈毅开始处理另一件事：这几百人究竟怎么打仗。

南昌起义时期，这些官兵属于正规军体系，习惯较大规模的正面作战。

到了赣南，他们没有稳定后方，没有固定补给线，枪弹也经不起长期消耗。上堡整训中，部队开始练习小规模机动作战，兵力不利时避免硬拼，有机会再集中力量攻击。同时整顿纪律，募款和缴获统一处理，不准个人随意取用群众财物。

编制重新搭起来，打法也在改变，可军饷、粮食、被服和弹药仍然没有固定来源。几百人的队伍即使不被追兵打散，也可能被吃饭和补给拖垮。

这时，驻在粤北、湘南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人与朱德联系。范石生是朱德云南讲武堂时期的旧识。

11月，朱德到汝城谈判。双方合作后，朱德所部暂用第十六军所属部队番号，自己的组织、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继续保留，范石生方面按照一个团发放薪饷、弹药和被服。

枪有了子弹，士兵有了衣服和军饷，部队也获得了一段休整时间。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几百人没有被拆开塞进其他部队。合作结束以后，原来的指挥关系仍在，朱德还能带着整支队伍继续行动。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等进入湘南发动起义。原来数百人的骨干同地方党组织、农军结合，队伍很快扩大。国民党军随后向湘南压来，朱德、陈毅率部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

到了4月下旬，他们带到砻市的已经是一支由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共同组成的武装。

从天心圩到砻市，七八百这个数字早就发生了变化。天心圩留下愿意继续走的人，大余重建基层组织，上堡改变作战办法，汝城解决一段时期的军需，湘南又吸收新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也可以扩大，只要原来的骨干、指挥关系和组织没有被拆散，队伍就还能继续生长。

5月4日，砻市举行会师大会，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这支部队改称红军第四军。

1927年秋天从天心圩继续往前走的那批人，没有一直停留在“八百残兵”这个数字里。他们带着没有散掉的建制走进湘南，又从湘南走上井冈山，最后被编进了一个新的军级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