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去告啊！”

这事发生在湖北十堰郧西县，周先生的妻子得了癌症，等着钱买药。今年1月，他去查账，发现卡里原本8万2千多块钱，只剩不到4000了。

周先生的妻子得了癌症，一直靠药物治疗，家里的积蓄本来就紧巴巴的。今年2月12日中午，他发现妻子的药快吃完了，就打算去银行取点钱买药。结果一查账，整个人都懵了——卡里原本有8.2万多块钱的余额，只剩下3904块3毛3。

他赶紧去查流水，发现异常交易集中在1月24日上午。在短短7分钟之内，他的银行卡连续发生了17笔转账，每笔金额从99块9到1999块不等，加起来是9093块9。

同一天还有3笔数字人民币消费，每笔500块，合计1500块。另外还有多笔银联消费，金额分别是999块8、957块8、2921块3、1935块1、2654块6等等。当天上午还有一笔1万块的跨行汇款。

到了1月25日凌晨0点37分，他的卡上又发生了一笔47232块2毛3的无卡支付，交易场所显示是网上银行，对方账户在境外。这笔转完之后，卡里就只剩不到4000块了。

周先生想不通的地方在于：他的银行卡一直在自己身上，从来没丢过。他的手机也没有任何异常操作，没有点击过任何不明链接，也没有把银行卡信息告诉过任何人。而且他每个月都在交3块钱的短信通知费，可这20多笔交易，一条短信都没收到。

更离谱的是，他后来查到，有一个陌生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在盗刷发生当天被人注册了，用的竟然是周先生的实名信息，但绑定的手机号根本不是他在用的号码。

周先生立刻报了警。郧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给他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内容写得很清楚：在涉案资金被盗刷期间，周先生没有对本人手机和名下银行卡进行任何转账、支付、授权或者信息泄露等操作，涉案资金是被他人以非法手段盗刷的，周先生对此没有任何过错。

拿着这份盖了公章的证明，周先生去找银行，要求银行赔偿他的损失。他的道理很简单：钱存在银行，卡在我手里，钱被转到了境外，这是银行的安全系统出了问题，银行就该赔。

但是银行拒绝了。银行的答复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过错证明只能用于刑事立案，不能直接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具体责任怎么划分得由法院来判。银行还建议周先生直接去法院起诉。

说白了就是：你去告，告赢了就赔。

周先生和银行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周先生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就有义务保障这笔钱的安全。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写得很清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银行作为发卡方，有责任做好技术防护和身份核验，防止储户的钱被人盗刷。现在周先生的卡没有丢，手机没有操作，密码没有泄露，警方也证明了不是他本人的问题，那钱怎么就没了的？只有一个解释：银行的系统有漏洞，被别人钻了空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的规定写得很明白：持卡人主张交易是伪卡盗刷或者网络盗刷的，可以提供报警记录、账户交易明细等材料来证明。

而发卡行如果主张交易是持卡人本人操作的，那发卡行要自己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周先生已经报了警，警方也出了证明，说他没有过错。该他做的他都做了。现在轮到银行来证明这笔钱是周先生自己转出去的，或者证明周先生有过错导致密码泄露。

周先生的妻子患癌，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打官司要请律师，要花时间，要耗精力，这些成本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把储户推向了法院，这合理吗？

更关键的是，银行拿“先刑后民”来说事，暗示刑事案件没结果之前，民事赔偿就不能处理。这个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类似案件的法院判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储户起诉银行，是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和犯罪分子实施的刑事犯罪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刑事案件有没有侦破，不影响民事赔偿的审理。

周先生的情况很简单：卡在身上，钱没了，警方证明他没过错，银行拿不出他有过错的证据。那这笔钱就应该由银行先赔给周先生。

银行要是觉得委屈，可以在赔偿之后再去向真正的犯罪分子追偿，这是银行自己的事，不能把风险转嫁给储户。

银行让周先生“去告”，实际上就是在赌一件事：赌普通老百姓耗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最后不了了之。但周先生的情况特殊，他妻子还在等钱买药，他没有退路。

这件事到最后，大概率还是要走法院。但银行的态度，已经让很多人看清楚了一件事：钱存进银行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出了事就让你自己去打官司。储户的钱丢了，银行让储户去证明自己没责任，这不叫担当，这叫推卸。

银行可以说“你去告”，但周先生也可以告。

法律给了他这个权利，法院的判决也支持过类似的储户。

只不过，一个普通家庭为了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钱，还得先跟银行打一场官司，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