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西安碑林工作人员在修复石碑时，不小心把手伸进了缝隙中，一摸，忽觉手指一凉，工作人员惊得大叫：“里面有硬东西！”
旁边几个同事赶紧围过来，拿手电筒往里一照，缝隙深处黑漆漆的，啥也看不清。有人递过来一把长镊子，试着往里探，镊子尖碰到那东西，发出轻微的金属声。老馆长闻讯赶来，让大伙先别乱动，他趴在地上瞅了半天，说这缝隙不像是石碑本身裂开的，倒像是两块石板故意留出的夹层。
几个人合力把外面那块松动石板挪开半寸，缝隙变大些，老馆长伸手进去，慢慢掏出一个黑乎乎的扁铁盒子，上头锈得不成样子，但能看出铸着精细的花纹。盒子没上锁，扣鼻儿已经锈断了。老馆长把盒子捧到院子光线好的地方，用软布擦去浮土，盒盖正面刻着几行小字，是民国纪年，写着“二十六年春，长安张氏藏”。
打开盖子，里面垫着发黄的丝绒，丝绒上躺着一卷油纸包。油纸裹得严严实实，外头还缠着细麻绳。剪断麻绳，揭开油纸，里头是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署名，只画了个奇怪的符号，看着像是一把剑穿过一只眼睛。信封里抽出一张薄薄的宣纸，纸上写满了工整的小楷，开头第一句是“若见此书，碑林危矣”。
老馆长眉头一皱，继续往下看。信上说，写这封信的人叫张怀仁，曾是民国政府文物南迁的押运官。1937年，他奉命将一批最珍贵的青铜器和书画从西安运往四川，半路上车队遭遇轰炸，有两件东西他悄悄留了下来，没登记造册，一件是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鼎，另一件是唐代阎立本的真迹步辇图残卷。他怕这两件东西随大流走会出事，干脆冒险藏在碑林院子一口枯井底下的暗室里，并在井口填了土，种了棵槐树做记号。
信末说，他后来被调去重庆，再没机会回来取，抗战胜利后听说那批南迁文物多数毁于战火，他心知这两件东西如果现世，难免引来争夺，索性让它们继续藏着，等懂行的后人发现。信的落款时间是1946年，算起来张怀仁写下这封信五年后就没了音讯。
老馆长看完信，手都有点抖。他在这碑林干了大半辈子，对院里每棵树的来历都清楚得很。院子东南角确实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才抱得住，年纪大的人都说那树是民国二十几年栽的，但谁也说不准具体是哪年。老馆长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伙计，扛着铁锹锄头到了树下，围着树根往下挖了将近两尺深，锹头“铛”一声碰到了硬东西。
大伙放慢动作，用手刨开碎土，露出一块青石板，石板上还铸着个铁环。几个人把绳子穿过铁环，喊着号子往上拉，石板掀开，底下是个三尺见方的砖砌暗室，里头潮气很重，但砖缝抹了三合土，防水做得讲究。暗室正中摆着两个樟木箱子，箱子不大，各不过二尺长一尺宽，但分量压手。
开第一个箱子，里头垫着厚厚的棉絮，棉絮中间嵌着一只青铜鼎，通身翠绿锈色，兽面纹路清晰得跟刚铸出来一样，鼎腹内壁刻着十几个铭文。老馆长掏出放大镜看了半天，认出其中两个字是“周王”，他吸了口凉气，这东西要是真的，比碑林现存任何一件青铜器都老。
第二个箱子打开，是一卷画轴，轴头是白玉的，上头轻微沁色。展开画轴，绢本设色，画的是仕女游春场景，线条流畅得跟流水似的，虽然后半段明显残了，但剩下的部分笔力神态，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凡品。老馆长把画轴卷好，让人赶紧去省文物局打电话汇报。
消息传出去不到三天，北京来了专家团。经过碳十四测定和风格比对，青铜鼎确认为西周早期祭祀重器，那幅画经徐邦达先生弟子鉴定，认定是阎立本真迹残卷，填补了唐代绘画史上一段空白。专家们追查张怀仁的下落，后来在重庆档案馆查到，他1947年因病去世，临终前给家人留过话，说西安碑林有他藏的东西，但那会儿兵荒马乱的，家里人没当回事，也没跟任何人提过。
碑林上下沸腾了好一阵子，老馆长却总站在那棵槐树下发呆。他后来跟人说，张怀仁当年把东西藏在碑林，不是随手一埋，是算准了这里最安全。战乱时没人敢动碑林的地面，和平了又没人舍得挖院里的树，这一藏就是十五年。要不是修石碑意外摸到那个铁盒子，这两件国宝还不知道要在土里躺多久。
而那封油纸包里的信，后来被装进玻璃框，挂在碑林陈列室角落。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信末那句话——“后世若能见此，吾心慰矣”。老馆长让人把缝隙里的铁盒子也清理干净，摆在信旁边，两个物件隔了十五年重见天日，就像张怀仁总算把搁在心底的话，当面说给了该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