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赵勇接过那十块钱，小心地折好，手指在纸币边缘抹了两下，才塞进胸前口袋。他转身跑向等他的卡车，消失在傍晚的尘土里。
第二天凌晨，谢楠在野战医院帐篷里听见交火声突然密集起来。伤员的担架不断抬进来，空气里全是硝烟和血的气味。她正给一个腹部中弹的士兵止血，外面有人喊她的名字，声音很急。
叫她的是连队指导员。指导员手里拿着一只染血的军用水壶，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被血浸透后又干硬了的十块钱。他说，赵勇所在的运输车遭遇炮击，车上五个人都没了。清理遗物时，这钱从他贴身口袋里找到。
谢楠没接。她看着那张发黑的纸币，脑子里空了一下，然后猛地转身，抓起手边一把医用剪刀，冲出帐篷。她跑到营地边缘堆放物资的空地，对着面前几个废弃的空弹药箱，狠狠把剪刀扎了进去。金属撞击声刺耳。
这举动被路过的副团长看见了。私自损坏物资，加上情绪失控，本来已经报到团部的战地优秀卫生员表彰被紧急撤回。一周后，处分通知下达：记过一次，取消当年所有评优资格，战后第一批复员名单里有她的名字。
离开前线前，谢楠用自己剩下的津贴，加上几个战友凑的钱，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她写了一封信，连同收音机一起寄往赵勇贵州老家。信里没提那十块钱，只说赵勇是个好兵，这是连队的心意。
回到家乡小城的谢楠，被安排在街道卫生所。日子很静，她却总睡不着。第二年秋天，卫生所组织学习，她听到广播里说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的事。晚上回家，她翻出那张一直藏在箱子最底下的、硬邦邦的十块钱。
她没再等待。那个月底，她向单位请了假，一个人坐上南下的火车。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她找到了赵勇的墓碑。碑很朴素，照片已经模糊。她把那张十块钱轻轻放在墓前，又拿出自己带来的五块钱，压在上面。“齐了，”她低声说。
陵园的管理员是个老兵，看她站了很久，过来搭话。他说，这些年，有些烈士的亲人一直没找到，碑前从没人来过。这句话让谢楠心里一紧。
回城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了图书馆，抄录所有公开的老山战役烈士名单和籍贯信息。她开始利用休息时间，按照籍贯地址一封信一封信地写，询问是否有亲人葬在麻栗坡。
最初半年，石沉大海。第七个月，她收到一封来自四川农村的回信。信是一位老太太请人写的，说儿子当年参军后没了音讯，只知道牺牲在老山，不知葬在哪里。谢楠立刻联系陵园核实，找到了对应的墓碑信息。
她请假去了四川，带老太太去了麻栗坡。当老太太在儿子碑前终于哭出声时，谢楠站在几步外，第一次觉得胸口那堵了多年的东西，裂开了一道缝。
这件事后，她辞掉了卫生所的工作。她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带着积蓄回到麻栗坡县城。她在陵园附近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平房，挂了块手写的牌子：“寻亲服务站”。
她继续写信，也开始跑各地的民政部门核对档案。第二年，她帮三位烈士找到了家人。第三年，七位。小院里的访客渐渐多了起来，有来祭扫的老兵，有来寻亲的家属。她提供简单的食宿，听他们讲过去的事。
墙上的地图插满了标记的小旗，窗台上那台她后来买的红灯牌收音机，有时会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她不再需要拿出那张十块钱来看，它被镶在一个小相框里，挂在收音机上方。
2010年，当地政府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服务站”，将其纳入正式的烈士纪念设施辅助管理。谢楠有了一个助手，是位烈士的侄子。他们建起了更完整的信息档案。
去年清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兵在家人搀扶下来到这里。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临走时对谢楠说：“姑娘，你做了件我们这些老家伙想做却没做成的事。”谢楠笑了笑，没说话。
下午的阳光照进院子，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首老歌。谢楠看了看墙上那些照片，转身去给新到的家属准备茶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在寻找与重逢之间，在记忆与守护之间，那条始于十块钱的路，她还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