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17岁的战士赵勇，对18岁的女医务兵谢楠说到：“姐，你看能不能借15块钱给我？我想给我爸买个收音机，”谢楠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津贴，掏出10块递给赵勇：“我先给你10块！”哪知，这事竟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
赵勇接过钱，仔细地对折一次，又对折一次，塞进左胸口袋，还轻轻按了按。他咧嘴一笑，露出一颗虎牙：“下个月准还你，姐。”谢楠望着他跑向运输车的背影，心里嘀咕，这小鬼头还挺有孝心。
三天后，担架抬下来的一个伤员手里，紧紧攥着个东西。谢楠俯身处理伤口时，才看清那是一张被血浸透又干硬了的十块钱，折叠的痕迹清晰可见。带队的班长哑着嗓子说：“赵勇的。车在路上被炮火罩住了……清理时发现的，就贴在心口。”
谢楠接过那张纸，感觉它像块薄薄的冰片。她没有哭，也没喊，只是把那张钱仔细展平，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当天下午，她找到指导员，声音平静：“赵勇老家地址，能给我吗？”
处分是在一周后下来的。有人举报她私藏烈士遗物，且未及时上交。调查会上，谢楠拿出笔记本，翻开，那张褐色的十块钱平整地夹在中间。“这不是遗物，”她说，“这是欠债。债没还，就还是活人的东西。我得替他还上。”因为顶撞调查人员，她当年的评优资格被取消。
年底，谢楠复员了。她没直接回家，而是照着地址去了贵州山区。几经辗转，找到赵勇家时，已是黄昏。两间土房，门口坐着个佝偻着背抽烟的男人。谢楠说自己是赵勇的战友。男人沉默很久，才开口：“娃他娘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儿。”
谢楠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收音机，还有用自己津贴凑足的五块钱。她没提借钱的事，只说：“赵勇生前托我捎回来的，说给您的生日礼物。”男人盯着收音机，手指在粗糙的壳子上摩挲，半天，长长吐了口烟：“这小子……”
谢楠在赵家住了两天，帮男人把漏雨的房顶补了补，又去镇上买了些粮食。临走时，男人送她到村口，忽然说：“姑娘，钱，你拿回去。”谢楠摇头。男人看着远处山坳：“他没了，这些东西，我看着更难受。你拿走吧。你的日子还长。”
回程的火车上，谢楠抱着那个收音机，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她发现自己不再想赵勇最后的样子，而是反复想起男人那句“你的日子还长”。她低头，从笔记本里抽出那张硬挺的十块钱，对着车窗的光看了看，然后慢慢撕碎了，碎片撒出窗外，像一群瞬间飞散的灰蝶。
很多年后，谢楠成了家乡县城中学的校医。某个秋天的下午，学校组织看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看到战士靳开来牺牲后，口袋里摸出欠账单的情节，整个礼堂里抽泣声一片。谢楠坐在后排，摸了摸白大褂口袋里一直放着的那五块钱硬币——那是当年她没给出去的五块。冰凉的金属已被焐得温热。
电影散场，学生们红着眼圈往外走。一个高三的男生磨蹭到最后，走到谢楠面前，挠着头说：“谢医生，我能……跟您借二十块钱吗？我想买套复习资料，我爸这个月工资还没发。”谢楠看着他年轻而有些窘迫的脸，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那五枚硬币，又添了十五元纸币，一起递过去：“先拿着。资料要紧。”
男生接过钱，郑重地点头：“谢谢您！我下个月一定还！”
谢楠摆摆手，看着男孩跑远的背影，阳光正好打在他洗得发白的校服上。她转身走回医务室，窗台上的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唱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