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妻子因2000银元判死，陈诚顶着压力三次改判，蒋经国上门质问，他一句话让对方哑口无言
判决书第三次送到陈诚桌上时，他抽出钢笔，在“拟复核意见”一栏划掉了“准予执行”，改写成“发回重审，事实与主犯罪行宜再甄别”。他签下名字，把文件递给副官，“送回去。”
副官接过，犹豫了一下，“省座，这已经是第三回了。那边恐怕……”
陈诚没抬眼，只摆摆手。
消息传到保安司令部时，几个负责案子的特务正在抽烟。为首的把烟摁灭，“这个陈诚，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他们认定王碧奎收的银元就是情报酬劳，夫妻同谋，理当同罪。案卷再次被原封不动地送回，附上一份措辞强硬的说明，强调“案情重大，不宜更动”。
陈诚看完，把说明页单独抽出来，对折，放进抽屉。他让秘书调来王碧奎的几次问询笔录。笔录里，她承认收了钱，但说不清钱的用途；问到情报细节，她答非所问。陈诚翻到一处边角，那里有行小字，是初审法官的附注：“犯妇对所涉情报内容一概不知，仅称银元系丈夫交予家用。”
他把笔录摊开，推到办公室对面，“你看这里。”
坐在对面的是他的一位老部下，现任司法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老部下扫了几眼，抬头，“证据链有断点。”
“就凭这个断点，”陈诚说，“死刑的量刑依据就不够扎实。”
“可上面要的是震慑效果。”老部下压低了声音，“吴石的事，震动太大了。不少人觉得，不从严从重，不足以儆效尤。”
陈诚合上笔录，“用一条不够扎实的人命来儆效尤？”
老部下没接话。
隔天下午，蒋经国没预约，直接进了陈诚的办公室。他穿着便装，手里没拿文件，但脸色沉得能拧出水。陈诚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秘书出去，关上门。
“经国先生，请坐。”
蒋经国没坐。他走到窗前，背对着陈诚，开口时声音很冷，“辞修兄，吴石妻子的案子，你驳了三回。”
“是。”陈诚站在原地。
“为什么？”蒋经国转过身，“她是共谍的妻子，收了活动经费。这还不够？”
陈诚走到文件柜前，抽出那份他折过的说明页，递过去。“这是保安司令部坚持死刑的理由。你看第二条。”
蒋经国接过，扫了一眼：“犯妇收取银元，证实其参与资助间谍活动。”
“证据呢？”陈诚问，“笔录显示她说不清款项用途，也供不出情报内容。资助间谍活动，总得知道资助的是什么活动。她不知道。”
“夫妻之间，需要知道那么细吗？”蒋经国把纸扔回桌上，“她收了钱，就是共犯。”
“按这个逻辑，”陈诚声音平稳，“以后但凡夫妻一方涉案，另一方只要有过任何钱财往来，都可以定为共犯，判处死刑。那不需要法庭了，特务机关按名单抓人就行。”
蒋经国盯着他，“你这是苛求程序。现在是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陈诚说，“才更要守住基本的线。惩处要依法，不能株连无度。”
蒋经国一时噎住。他张了张嘴，想反驳，话却堵在喉咙里。屋子里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
几秒钟后，蒋经国转身，走向门口。手碰到门把时，他停顿了一下，没回头，“案子你坚持，那就按你的意见办。但话，我会带到。”
门开了，又关上。
陈诚走回办公桌，拿起电话，接通高等法院院长。“王碧奎案，改判无期徒刑。今天就把文书发出去。”
他放下话筒，坐进椅子，看了看窗外。天色有点暗了。
改判的命令下达一周后，陈诚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保安司令部的那位负责人。对方隔着桌子冲他点了点头，眼神复杂，但没再提这个案子。
王碧奎被移送到台北监狱服刑。她在里面待了七年，后因表现获得减刑，于1957年出狱。出狱那天，没人来接。她拿着一个小布包，沿着监狱外墙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消失在一个巷口。
而吴石与其他三名同案人员，早已在改判决定下达前，于马场町刑场就义。
多年后，一份解密的会议记录里提到这次改判风波。记录末尾有一行不起眼的备注：“陈力主区分主从，蒋未再坚持。案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