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4岁胡适访美，35岁张爱玲得知后，专程去拜访。
她带着炎樱一起去的。纽约的秋天下午，阳光从高楼缝隙里切下来，一块一块铺在地上。张爱玲按照地址找到那排白色水泥方块楼，站在街对面看了一眼，恍惚觉得自己还在香港。楼梯是直的，窄，踩上去咚咚响。到了门口，胡适开的门，穿着长袍，笑眯眯的，跟照片上没什么两样，只是老了，整个人缩了一圈。江冬秀在屋里泡茶，玻璃杯，绿茶浮在上面。张爱玲坐下，手不知道放哪里，端杯子，放下，又端起来。炎樱倒是自在，跟江冬秀聊得热络，问她安徽人吃不吃辣，问她纽约住得惯不惯。胡适坐在对面，偶尔插一句，话不多。张爱玲后来回忆那天的感觉，说自己“如对神明”，其实神明倒不至于，就是这个人身上压着的东西太多，坐在他对面，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近，但摸不着。
第二次去是她自己。胡适把她让进书房。书架很高，几乎顶着天花板，但格子里没什么书，塞着一摞一摞的文件夹子，有的纸头从边上支棱出来。张爱玲扫了一眼就不敢再看，那堆东西让她心悸，像一个人把半辈子的账本都摊在那里，来不及收拾，也收拾不动了。胡适跟她聊，说你要看书可以去哥伦比亚图书馆，那儿书多。张爱玲笑了一下，没接话。胡适大概看出她不想去，或者不想谈这个，立刻换了话题，说起大陆的事。他说“纯粹是军事征服”。张爱玲顿了一下。她想说不是这样的，三十年代左派就已经是潮流了，哪个作家没受点影响，那不是什么征服，那是渗透，是空气，是所有人都在里面呼吸的东西。但她没说。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胡适脸上的笑淡了一下，很快又淡回去了。换了个话题。张爱玲后来写这件事，说胡适如果发现她有不同意见，很快就会转开。她记得的就是这两个瞬间：一个图书馆，一个军事征服。别的都模糊了，像隔夜茶，颜色还在，味道没了。
感恩节那天胡适给她打电话，请她吃火鸡。张爱玲刚跟炎樱在外面吃了烤鸭，回来吐了一地，接了电话，实话实说，说吃过了，还吐了。胡适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那改天吧。改天没来。后来是胡适来看她。
她当时已经搬进了救世军女子宿舍。炎樱托人介绍的，慈善机构，收留各种没地方去的人，酒鬼，离了婚没去处的中年女人，还有张爱玲这种从香港来的难民。客厅大得像个礼堂，黑洞洞的，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扔着几张旧沙发，没人坐。暖气烧得半死不活，人在里面缩着。胡适来的时候张爱玲领他进去，找地方坐。胡适坐下来，环顾一圈，说这地方不错。张爱玲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没有那种客套的笑，是真觉得不错。张爱玲后来记下来，说他“不像敷衍”。她送胡适出去，两个人站在台阶上，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冷。胡适围巾裹得紧，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膀厚，头脸大，整个人像一座铜像立在那里。张爱玲看着他，忽然觉得不真实。这个人站在救济所门口，穿着旧大衣，说着“不错”，像从一本旧书里走出来的人物，书页已经黄了，人还硬邦邦地立着，不肯散架。
她想起小时候在父亲桌上翻《胡适文存》的样子，想起姑姑说“胡适之这样年轻”。那时候胡适是活的，是照片上那个打蝴蝶领结笑得像猫脸小孩的人。现在他站在她面前，六十四岁，流落在纽约，住在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楼里，书架上的文件夹子没力气整理。她忽然看到了自己的以后。也是这样的风，这样的旧大衣，这样的“不错”。她后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那种感觉像“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话写得漂亮，但当时她没想这么多。当时她只觉得冷，想回去。
胡适把手插进口袋，回头看了她一眼，说了句什么，大概是让她保重。然后走了。张爱玲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缩进街角，围巾的黑尾巴一晃，不见了。她转身上楼，客厅还是那么大，那么黑，钢琴上落了一层灰。她坐下来，手还凉着。后来她再也没有见过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