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让邓锡侯从四川给胡宗南提供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邓锡侯一口回绝道：“抗战期间四川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抗战胜利了，还要大肆征调，会失去民心。”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让蒋介石感到异常焦虑，在西北战场，胡宗南的部队深陷不利，需要大量粮草和兵源补充。

于是，蒋介石将目光转向了四川，这片富饶的土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曾为国家提供了七成军需资源，如今又被寄望为国民党最后的供给基地。

蒋介石一道命令从南京送到了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办公桌上，征调十万石军粮和十二万壮丁，尽快支援胡宗南的作战。

收到命令时，邓锡侯眉头紧锁，这不仅是一纸命令，而是关系到千万四川百姓的生计问题，从抗战到战后恢复，四川人民背负的沉重负担已经难以为继。

如今，蒋介石又要从四川再榨出这些，已是让人忍无可忍的境地。

面对命令，邓锡侯斩钉截铁地告诉部下：“这件事不用讨论，我不答应。”他的回复迅速送往南京，直接表明了态度：“抗战已经胜利，四川百姓牺牲巨大，继续征调，只会民心尽失。”

蒋介石收到回信后怒不可遏，认为邓锡侯简直是“以下犯上”，于是他下令撤去邓锡侯的职务，并派心腹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到任后，以为凭借蒋介石的支持，可以轻松控制四川，可他刚到四川便发现，这片土地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听话。

当他召集地方军政势力开会时，场面话有不少，但实质行动几乎没有，地方将领普遍对他不冷不热，甚至公开摆出不合作的态度，关于军粮和壮丁征调的动员方案，更是无人买账。

他几次给蒋介石发电报，抱怨地方势力不服从管辖，但蒋介石的回复只有一句：“如有抗命，从严查处。”这无异于让他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被撤职的邓锡侯表面上退居二线，但依然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秘密前往上海与张澜会面，两人谈了数日，分析局势的走向和可能的应对之策。

张澜的一句话点醒了邓锡侯：“如果手里没有力量，蒋的压迫只会越来越强。”邓锡侯意识到，仅靠拒绝服从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寻求自保的办法。

于是，他开始重新联络四川的地方部队，通过既有人脉逐步恢复了对川内军事势力的影响。

就在四川局势僵持时，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和中原战场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的防线不断崩溃，到1949年，四川已经成为国民党大后方为数不多的控制区域之一。

蒋介石的几封急电相继送到王陵基和其他川军将领手中，要求全力防守四川，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四川的地方将领们开始考虑另一种选择。

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彼此秘密联系，一次次交换当前看法，尤其是邓锡侯，他明白，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地方的百姓，唯有顺应大局，避免四川再卷入战火，才是唯一的出路。

1949年12月，解放军逼近四川外围，邓锡侯率先宣布起义，紧接着，刘文辉等川军将领也纷纷响应，这样的转变，让成都几乎没有经历实质性的战斗。

当地驻军不战而散，整个四川的军政结构快速完成向解放军的过渡，几天后，解放军顺利开入成都，整个过程未掀起大的冲突，避免了地方百姓再度遭受战争的摧残。

起义之后，有关起义筹备和背后细节的传闻不仅在军政圈内流传，也被川人津津乐道，对于邓锡侯来说，这次选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局势所迫。

无论从地方势力的立场还是自身积累的政治经验来看，他都深知继续效忠蒋介石已无法带来任何前途，在巨大压力下，他果断地选择了为四川百姓保留一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