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这话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当时就笑了，笑得挺冷。她跟身边人说，行，张难先有骨气，那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清廉。

宋美龄放下电话，没跟蒋介石提一个字，却叫来了自己的副官。她口述了一道指令：派得力的人去杭州，查张难先的住行、家产、亲朋往来。她不信，一个省主席能干净到哪里去。

那边，张难先正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那份被退回来的报销单。他面前摊开的是本省去年的财政决算和年初的水灾灾情简报。秘书小心翼翼地问是否要再送一次南京，张难先摇了摇头，亲手把报销单据和那两份报告钉在一起，锁进了抽屉。

几天后，宋美龄的副官回报：张难先住在西湖边一处租来的旧公馆里，家眷衣着朴素，夫人甚至每日清晨拎菜篮去市集。公馆内除书籍外，无贵重摆设。宋美龄听完，手指在檀木椅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她没有等调查报告在蒋介石面前发挥用处，而是亲自去了趟杭州。那天下午，张难先正在主持一个赈济会议，宋美龄的车直接开到了省府大院。她没让人通报，径直走入会议室。

会议被打断，张难先起身。宋美龄环视一周，开门见山：“张主席，我母亲杭州之行的花费，省府这边当真无力负担？”

张难先示意其他人暂退，然后从身后的文件柜里，取出那份钉在一起的单据和报告。他翻开灾情简报，指着上面触目惊心的数字：“夫人，皖浙水患，数万灾民衣食无着。省库每一分钱，都已有去处。这一万三千元，可购米粮数百石，活人无数。”

宋美龄的目光扫过那些数字，又落到张难先洗得发白的制服袖口上。她没有接那份报告，只问：“你的意思，是我宋美龄一日的消遣，抵过数百灾民的性命？”

“卑职不敢。”张难先垂目，语气却未软，“卑职只是陈述事实。夫人的开销，若走省府公账，于法不合，于情难容。”

宋美龄盯着他看了良久，忽然笑了一声，这次听不出什么温度。她转身离开，留下一句话：“好个于法不合，于情难容。”

她回到南京，没再提报销的事，却让侍从室调来了张难先的完整履历和近年浙江的财政审计摘要。夜深时，她独自翻阅。审计摘要显示，张难先任内，省府行政开支连年缩减，教育及水利经费却逐年增加。一份补充材料里，甚至提及他多次退回下级以“年敬”为名送上的礼金。

蒋介石得知她调阅这些，问了一句：“此人如何？”

宋美龄合上卷宗，平静地说：“骨头太硬，硌手。”她停顿片刻，“但浙江的账，确实干净。”

事情似乎就此搁置。那笔钱宋美龄最终自己掏了，再未向省府提过。张难先也如常办公，只是不久后，南京方面下达了一份嘉奖令，表彰浙江财政清明。名义是嘉奖，却未附带任何实际好处，更像一次意味深长的敲打。

张难先接了嘉奖令，只是淡淡一笑，转头又扎进了治理钱塘江堤坝的工地上。直到数月后，一次高层会议上，有人借题发挥，暗指浙江某些官员“矫情过正，不通人情”。会场目光有意无意飘向张难先。

张难先起身，不疾不徐：“所谓人情，若凌驾于国法民生之上，那不叫人情，叫弊政。浙江穷，但穷得硬气。这份硬气，就是给百姓最好的人情。”

此言一出，满座无声。消息很快传到宋美龄耳中。

次年春，宋美龄随蒋介石再临杭州。公务之余，她忽然提出想去看看去年水灾最重的几个县。陪同名单里，她亲自加上了张难先的名字。

视察途中，路过一片正在重修的水利工地。宋美龄驻足，问起工程款项。张难先如实汇报，每一笔款项来源、去向都清清楚楚。末了，他补了一句：“此处工程，亦有赖各方节省筹得。每一分钱，都需落在实处。”

宋美龄望着忙碌的民工和初具规模的堤坝，良久不语。离开杭州前，她托人给张难先送去一个信封。

张难先打开，里面没有信笺，只有一张一万三千元的私人汇票，汇款人处是空白的，但附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捐工”。

张难先拿着汇票，去了工地，当着督工的面，将汇票投入了募捐箱，只说是一位不愿留名的雅士所捐。此事未曾见报，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

后来抗战军兴，张难先离浙赴任他职。告别杭州那日，码头上送行者众。人群中，有人看见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停了片刻，车窗内一道目光静静望了片刻，便随车流远去。

张难先最终也没问过那汇票究竟来自何人。他晚年回忆此事，只对家人说：“有些事，不必说破。骨头硬，也要认得清真正的秤砣在哪边。那杆秤，称的是良心，是民生，不是个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