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个深夜，国民党师长范绍增用枪顶着一个女人的头说:“马上离婚嫁给我！”。女人回答:“我干爹是蒋介石！”没想到，范绍增却哈哈大笑。

范绍增把枪收进枪套，笑声停了。“蒋夫人是你干妈，委员长自然就是你干爹。这我知道。”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轻轻放在桌上，“你先看看这个。”

纸上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批文，关于范绍增与陶伯龄工作调动的建议。陶伯龄的名字后面，跟着“拟调滇缅边境视察”几个字，再往下是几个模糊的签名和印章。杨秀琼盯着“滇缅边境”四个字——那里战事频仍，非战斗人员去了，多半回不来。

“你签离婚书，他调香港办事处。”范绍增的声音很平稳，“你坚持不签，这份建议明天就会正式下发。怎么选，在你。”

杨秀琼的手在棉旗袍下微微发抖。她不是怕枪，去年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面对几万名观众的呐喊和闪光灯，她也没怕过。她怕的是这种轻描淡写就决定别人命运的腔调。

隔壁房间传来陶伯龄压抑的咳嗽声。

“我签。”杨秀琼说。声音干涩。

范绍增似乎早就料到，示意副官递上钢笔和两份文件。离婚协议，结婚申请。杨秀琼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到结婚申请时，她顿了顿。

“日期？”

“写今天。”范绍增看了看手表，“1938年11月23日晚十一时。”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写完最后一笔，她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范绍增仔细收起文件，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杨小姐是聪明人。”他站起身，“明天上午，会有人来接你。今晚，你们可以好好道个别。”

他带着人离开了。屋子骤然安静下来。

陶伯龄冲进房间，他的军装皱巴巴的，眼睛通红。“我们可以逃……”他抓住杨秀琼的手腕，力道很大，“我去弄车，我们连夜出城！”

杨秀琼轻轻抽回手，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楼下巷口，一辆黑色轿车的轮廓隐在阴影里，引擎未熄，尾气管冒着淡淡的白气。

“走不掉的。”她放下窗帘，声音很轻，“他既然敢来，就都安排好了。你明天必须去香港。”

“那你呢？”陶伯龄的声音发抖。

杨秀琼没有回答。她走回卧室，打开衣柜，开始默默收拾一个藤箱。放进去的都是些旧物：几件洗得发白的泳衣，一双鞋底磨平了的训练鞋，还有用红绸布小心包裹的几枚奖牌。那是她“美人鱼”时代的全部荣耀。

她把那包奖牌拿出来，塞进陶伯龄的行囊。“带上。万一……手头紧，能应应急。”

“这是你的命！”陶伯龄吼道。

“我的命，”杨秀琼抬起头，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从今晚起，已经换了。”

陶伯龄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后半夜，两人相对无言。杨秀琼把他所有的衬衫拿出来，一件一件熨烫平整，叠好。熨斗的热气混着水汽，氤氲了她的视线。

天蒙蒙亮时，楼下那辆黑车开走了。杨秀琼站在窗前，看着空荡的街巷。她知道，监视并未解除，只是换成了更隐蔽的方式。

上午十点，范绍增的副官准时抵达，带来了新衣和首饰。杨秀琼只换上了自己那件半旧的藏青旗袍，头发绾成最简单的样式，脸上未施脂粉。

她送陶伯龄到大门外。晨雾尚未散尽，他的背影在巷口逐渐模糊，最终消失，始终没有回头。

黑色的轿车载着杨秀琼驶向范公馆。车上放着一份崭新的《重庆日报》，第二版并排刊登着她的离婚声明与结婚启事。她拿起报纸，目光扫过那些冰冷的铅字，然后将报纸整整齐齐折好，放在一旁。

车子转过一个弯，她透过车窗，看见街边报摊的醒目位置，同样的报纸头版印着硕大的“范杨缔姻，天作之合”。报童清脆的吆喝声隐约传来。

她收回目光，端正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车窗外，浑浊的江水缓缓东流，一艘小木船正费力地逆水而上，船头劈开波浪，但留下的痕迹瞬间就被江水抹平，仿佛从未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