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害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却活到八十岁寿终正寝！

徐恩曾在重庆接到那通电话后，手指在冰凉的听筒上停了好几秒。他缓缓走回书房，打开了那只随身皮箱。箱子里除了几件旧衣裳，就是那本翻毛了边的《曾文正公家书》。他的手没有去翻书，而是探向箱盖内侧一个隐秘的夹层，从里面抽出一张叠得方正正的纸。

那是一张提货单，日期是1944年秋天，货品栏写着“五金零件”，收货人是王素卿在成都那家运输公司的化名。这张单子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货物夹层里实际装的东西，和徐恩曾通过中统渠道安排的“特别护送”。戴笠递上去的材料里，有走私，有假钞，却独独漏了这一件。徐恩曾把它留下，不是出于怀念，而是当作最后一根能勒死对方的绳索——如果戴笠真要赶尽杀绝的话。

但现在，绳索没用了。委员长的手令已下，“永不录用”四个字砸下来，比任何绳索都结实。他盯着提货单看了片刻，拉开书桌抽屉，里面有个铜制的打火机。他点燃了纸的一角，看火苗慢慢吞掉那家公司的名字，吞掉日期，最后在指尖感到灼痛前，松手让灰烬落进瓷质的烟灰缸里。

他站起身，开始收拾。真正要带走的很少：几件贴身的衣物，一些金条和美钞，还有那本书和夹在里面的照片。费侠推门进来，她已经换下了平日的中统制服，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手里提着一个小巧的行李箱。“船票是明天的，”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直接到基隆。”

徐恩曾点了点头，没问她是如何弄到票的，也没问她今后怎么打算。他们之间的话，从结婚那天起，似乎就越来越稀薄了。他看着她走到书桌前，目光扫过烟灰缸里那团蜷曲的黑灰，嘴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像是讥诮，又像是了然。

抵达台湾后的日子，是徐恩曾从未想象过的下沉。台北的小公寓潮湿闷热，邻居是陌生的本省口音。他尝试做生意，拿出当年搞特务工作的缜密去调查市场，却发现账本和枪杆子是两回事。他倒卖的五金，进价就比市价高；经营的饭馆，招牌菜不合本地人口味，不到半年就关了张。每赔一笔，他箱子里那些硬通货就少一摞。

费侠在第三年去了美国。临走前一夜，她坐在那间狭小的客厅里，对徐恩曾说：“这里没有我们的位置了。”他问：“美国就有吗？”费侠没有回答，只是站起身，像多年前在武汉时那样，利落地整理了一下衣襟。第二天清晨，她独自去了机场，没有让他送。

徐恩曾彻底成了一个孤老头。脑健忘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去买包烟，付了钱却忘了拿烟就走；有时煮上一壶水，转身就忘了，直到壶底烧穿。唯一清晰的是偶尔接到的翻译活计——一些俄文工业资料，由中间人悄悄送来，报酬微薄。他伏在昏暗的灯下，一个词一个词地抠，仿佛这样就能抓住一点过去的自己，那个留美的工学硕士。

1960年，回忆录出版，书名冠冕堂皇。出版社的人来取稿时，恭维他“史料珍贵”。他笑了笑，没说话。书里写了许多中统如何对付共产党，写了他与戴笠的明争暗斗，写了许多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结局。但关于他自己的倒台，只有含糊的一句“时局所迫”；关于那些女人，张氏、王素卿、费侠，一个字也没有。

最后的几年，他常去住处附近一座小寺庙，什么也不求，只是坐在廊下看香客来往。1985年春天，他因肺炎被送进荣民总医院。弥留之际，神志忽然清明了一瞬，他对着空无一人的病房天花板，喃喃说了句什么，守夜的护士没听清，好像是个地名，又像是个人名。

他去世后，遗物由寺庙接管。骨灰坛旁的柜子里，摆着那只旧皮箱。寺庙的居士整理时，打开箱子，除了衣物，就是那本《曾文正公家书》。书签还在老位置，那张年轻女子的照片边角已磨得近乎透明，背面的字迹也淡了：“民国二十七年春，汉口。”

居士合上书，将箱子推回柜子深处。寺庙外，台北的街道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没有任何东西记得，有个叫徐恩曾的人曾在这里度过他漫长的、无人问津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