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再查大清就完了。

曾国藩在江宁客栈的油灯下，拆开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密信。信是恭亲王奕訢亲笔，只有一行小字：“太后已知匕首铭文之事。”他把信纸凑近火苗，看着边缘卷曲焦黑，最后化作一小撮灰落在砚台里。

第二天开审，张汶祥依旧咬死私仇之说。曾国藩这回开了口，却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你那把匕首，是裁撤前从安庆军械库领的，还是裁撤后在黑市买的？”张汶祥猛地抬头，喉结滚动了几下，没出声。坐在一旁的郑敦谨手里的笔“啪”地掉在了地上。

退堂后，曾国藩叫住了江宁知府。“去把军械库同治三年的出库单子，尤其是短兵刃那一册，拿来我瞧。”知府脸白了，嗫嚅着说单子年前回禄，烧了。曾国藩点点头，没再追问。

第三天，曾国藩去了城西的兵勇安置营。营地里挤满了被裁撤的湘军老兵，许多人胳膊上露着青色的“忠义堂”刺青。见他来了，人群沉默地让开一条路，一个缺了只耳朵的老兵杵着拐站出来，哑着嗓子说：“曾大人，还认得我吗？安庆城墙下，我给你挡过一刀。”曾国藩盯着他看了半晌，说：“记得。你叫刘三，江西人。”老兵眼圈红了，退回了人群里。

回客栈的路上，轿子经过一处当铺。曾国藩瞥见掌柜正拿着一把匕首给当客看，刀柄上刻着模糊的铭文。他叫停了轿子，让亲兵进去问价。亲兵回来禀报：“说是军中流出来的旧货，要价二十两。”曾国藩在轿里沉默了一炷香的时间。

夜里，郑敦谨又来求见，这次带来了马新贻遇刺前三天的一份客单：刺客张汶祥曾与一个叫“陈老板”的药材商同住悦来客栈。而“陈老板”在案发后第二天就乘船离开了江宁，那条船，挂的是湘军水师的旗。

曾国藩听完，从袖中抽出一份名单，放在桌上。上面列着七个人名，都是湘军裁撤后被安插进两江各级衙门的旧部，其中一个名字旁打了个墨点——江宁守备，李成。李成，正是案发当日，马新贻仪仗的护卫统领。

“刺客能近身，是因为护卫队故意留了个空子。”曾国藩的声音干涩，“李成收了二百两银子，卖药的钱。”

“那主使……”郑敦谨声音发颤。

“没有主使。”曾国藩打断他，“只有一笔生意。马新贻查水师走私，断了许多人的财路。这些人凑了一笔钱，买通了李成，找了个亡命徒。他们不是要造反，只是要换个不查案的总督。”

“可太后那边，密折……”

“马新贻的密折说的是水师走私，牵连太广。真摊开来，半个江南的官场都要垮。太后要的是两江安稳，不是真相。”曾国藩把名单也凑到灯上点了，“结案吧。张汶祥凌迟，李成斩立决。其余的事，到此为止。”

结案陈词递上去的第二天，调任直隶总督的旨意就到了。离城那日，曾国藩的轿子经过刑场，血腥气还没散尽。他掀开轿帘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木桩上停着几只乌鸦。

轿子出了江宁十里，在驿站换马时，一个驿卒递过来一个粗布包裹，说是有人留给他的。曾国藩打开，里面是一把崭新的匕首，刀柄光滑，没有任何铭文。底下压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大人保重。”

他握着那把匕首站了很久，然后递给亲兵：“找个深点的河，扔了。”

北上的官船驶过长江时，曾国藩站在船头，看着浑浊的江水。幕僚小声问：“大人，江宁的事，就算彻底了了吗？”江风很大，吹得他的官服猎猎作响。

“了了。”曾国藩说，“至少，在这条江上，是了了。”

船到徐州靠岸补给时，他听说湖北哥老会闹事了，领头的外号“飞虎将军”。曾国藩在舱房里写了一夜的奏折，天亮时封好。奏折里只字未提江宁，只请求进一步裁撤长江水师，并增设淮北赈灾粮仓。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推开舱窗。晨曦里，运河上已有早起的船夫在拉纤，弓着身，一步一步，在河滩上踩出深深的脚印。他看了一会儿，轻轻关上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