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年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头跑工地。跟他搭班子的副部长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也是水利部党组书记，日常部里的事基本是李葆华在主持。
水利部刚成立那几年，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北京机关里找部长签文件，傅作义却可能已经到了几百公里外的河堤、水库或者施工现场。这个部长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天天守着办公室，他更愿意穿着便装往河边跑。时间长了，部里的干部都知道，傅部长出差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1949年10月，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这个安排很有意思，因为他过去虽然接触过河套水利，却算不上专业水利干部。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后，他给自己定下的办法很简单：不懂，就去现场看；图纸看不明白，就找工程技术人员问；河流到底怎么治理，还得沿着河道走一遍。
跟傅作义一起搭班子的李葆华，当时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此前做过不少组织和地方工作。水利部刚起步，机构怎么搭、干部怎么配、各地水利部门怎么联系，大量事情不是站在河边就能解决的。于是，两人的工作很快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
傅作义往外走，李葆华更多守住机关。部长带着技术人员看河道、查堤防、问工程，副部长则要处理会议、文件、计划和部门协调。可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跑腿、一个看家”。碰上重大水利问题，李葆华一样要下去，而且往往是两个人一起看、回来再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水患就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1950年夏季，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随后治淮工作迅速展开。1951年，傅作义和李葆华再次深入淮河流域考察，沿途看的不是几个方便停车的地方，而是堤防、水库、蓄洪区和灾情较重的地段。
走到洪泽湖蒋坝附近时，前面大约三十里路汽车无法通行。怎么办？一行人没有因此调头，而是下来步行，只找了几头毛驴驮行李。今天看三十里路不算惊人的距离，可放在当年的道路和生活条件下，再加上连续考察的劳累，走下来并不轻松。傅作义坚持把这一段看完。
这种“非得到现场看明白”的习惯，后来几乎贯穿了他的部长生涯。黄河、长江、淮河、珠江，以及东北、西北的不少水利工程，他都实地去过。相关回忆材料中提到，他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时间用在外出调查、视察工程上。对一个中央部门负责人来说，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
他看工程也有自己的路数。到了一座大坝，他不只问修了多少方土、完成多少进度，还会去看看施工人员住在哪里，吃什么饭；走到农村附近，也愿意问问老百姓过去怎么受灾、庄稼什么时候被淹。因为在他看来，工程数字是一回事，河水来了以后能不能真正管用，又是另一回事。
而留在北京的李葆华，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1949年11月，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召开，新中国水利工作的基本思路开始逐渐形成。此后无论治淮、治黄，还是长江防洪工程的组织协调，都离不开水利部内部大量规划、技术论证和跨地区沟通。
1952年筹建荆江分洪工程时，傅作义、李葆华都参与了有关讨论。这个工程关系长江中游防洪，牵涉面很广，既要考虑工程本身，又要协调湖北、湖南等地。工程很快进入建设阶段，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它也说明，当时水利部的工作已经从抢修堤防逐步走向流域性治理。
黄河问题更复杂。到了1955年，围绕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的讨论不断深入。5月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李葆华代表水利部门汇报《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件事很能说明他的实际分量：他不是只替部长处理日常文件，而是直接参与重大流域规划和工程决策准备。
傅作义则继续保持着往外跑的工作方式。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开始吃不消。1957年4月，他在山西考察水利期间因劳累突发心脏病，此后医生多次提醒他减少奔波。但等身体稍有恢复，他仍然会结合休养查看当地水利工程。对他来说，“休息”和“顺便看看工程”经常是连在一起的。
1958年机构调整后，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傅作义继续担任部长。李葆华则一直在水利系统工作到上世纪60年代初，之后调往地方任职。两人共同搭班子的十余年，恰好处在新中国水利体系从搭架子到逐渐形成全国布局的重要时期。
1972年10月，傅作义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水利部门负责人经历，1974年4月在北京病逝。李葆华后来先后在地方和金融系统工作，还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05年去世，享年96岁。
回过头看，这对搭档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谁签的文件多、谁在办公室时间长”。傅作义把大量精力放在江河现场，李葆华把机关运转、规划协调和组织工作接住；遇到治淮、治黄、荆江分洪这样的重大任务，两个人又同时走到前面。一个不断把现场的问题带回来，一个把问题变成可以执行的工作安排。新中国早期水利事业条件并不宽裕，恰恰就是靠这种一头连着河堤工地、一头连着机关决策的配合，许多事情才一步一步真正落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