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武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机关撤了，档案烧了，军队开走了，江面上最后几条轮船的汽笛声也消失了。然而就在这座即将陷落的孤城里，还留着一个中国人——他不是军人，手里没有枪。每隔几个小时，周恩来会打来电话，劝他随自己的车队撤离，他一次次婉言谢绝。他的办公室同仁全被他送走了，他孤身一人，守到规定的那一刻，只为完成一件事：召来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已经离开武汉。
这个人就是董显光。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日记，而当时，全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这个人为什么要留下，凭什么敢留下来？
翻开他的履历，答案一目了然。1887年，董显光生在宁波一个穷苦人家，靠教会资助赴美，是中国第一个走进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人，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首届就读，其间还在《纽约时报》工作。
1913年归国途中，他在海轮上与孙中山不期而遇，第一份工作是孙中山介绍的。后来他混迹北洋政界，当过交通部顾问，因政绩三次授勋，做过吴佩孚的外国事务顾问，又随海军将领杜锡圭环球考察——革命党、北洋军阀、外国政要，所有的门他都进过，所有的局他都看得懂。这样的人，天生就是隐在幕后的角色。

抗战一打响，他立刻从报人变成了战士。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他在上海租界里率先组建"反日委员会"，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联手，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从事反日宣传。要知道，同一时期的上海滩，日本驻沪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正披着记者外衣，专以中国文人为结交对象，搜集中国战略情报——敌我双方用同一种身份作战，报人就是最好的掩护。两年后，与董显光并肩作战的刘湛恩，倒在了日伪特务的枪口下。

而董显光活了下来，并且被蒋介石急召入幕。1937年底，他以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身份组建国际宣传处——国民政府有组织的对日信息战与宣传战，正是从他手里开始的。
这个机构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它下辖六科四室，其中新闻检查室负责检查外文电讯，把军事机密死死挡在新闻渠道之外，这是防谍保密的第一道闸门；日本研究室专解日本政军动向；而对敌科干脆就是一座监听站——昼夜收听日本广播，译电直送党政首长，再把日方广播和印刷品整理分析，编成《敌情研究》与《敌方谬论》分送最高层。机构里甚至供养着流亡上海的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日语播音的"绿川英子"——攻心战与情报战，在董显光手里是同一件事。
1938年国际宣传处从南京撤到武汉，武汉就成了它的总部，胡风当年的日记里还留下过一笔：赴董显光欢迎鹿地亘的晚宴。

也正是在武汉，他留下了此生最惊险的一幕。据董显光日记记载，武汉撤退时，蒋介石命他坚持数日，等机关人员全部撤离后再宣布消息；周恩来每隔几小时打来电话，劝他随自己的车队撤离，他都婉言谢绝，直到把办公室同仁全部送走，孤身坚持到规定时刻，向外国记者正式宣布政府离去。
这段孤城独守的故事，仅见于他本人的日记，尚无第二手材料佐证——但背景是成立的：周恩来恰恰是武汉最后撤离的人之一，10月24日晚还在《新华日报》社口授最后一篇社论，25日凌晨才动身。两人同城，时间的缝隙严丝合缝。

更能说明他位置之特殊的，是抗战八年间中宣部的人事沉浮：部长前后换了五任，其中还包括后来当了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唯独他这个副部长纹丝不动——上司投敌了，下属倒戈了，真正为蒋介石守住这条隐蔽战线的，恰恰是那个不穿军装的人。
1939年10月10日，蒋介石直接给他发来密电，指示对美宣传集中火力推动经济制裁；董显光据此在纽约重建办事处，联络亲华团体、策动抵制日货，甚至把泛太平洋通讯社改组为中国新闻社，让国民党的声音直插美国报端。

1942年11月18日，他陪宋美龄登上波音307客机赴纽约。这场后来被称作"宋美龄旋风"的访问——国会演讲、白宫做客、全美巡回——表面上风光无限，背后每一个舆论细节都是这个报人在操盘；此行还肩负着政治游说、争取美援的特殊使命。
1943年12月，美国废除了实行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这条舆论暗线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档案里没有写明，但锡矿借款、钨砂借款、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一步步都踩在他铺就的路上。他的儿子董时亮，此刻正在美国受训开战斗机。

至于"戴笠的特务导师"那个传闻，有材料称，蒋介石在公众场合认出这位英文老师之后，曾命戴笠尊其为师；而1934年，蒋亲自介绍他入党。真相究竟几何，他日记里的笔触始终克制。

1949年之后，他赴台执掌中国广播公司与《中央日报》，1952年出任战后首任驻日大使，1956年转任驻美大使，1958年以总统府资政退隐，晚年用英文写就《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
1970年他移居美国，次年1月9日病逝纽约，享年八十四岁。

回望董显光的这一生，1938年那座武汉空城，大概是他一生的缩影：所有人都走了，他留下，对着全世界的麦克风，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转身走进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