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后来的统帅叫张宗禹，最后兵败，只剩下十几个人，逃到一间破庙，第二天他的手下醒来，发现他不见了，后来李鸿章带人搜索方圆几十里，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老陈盯着墙角那双旧鞋，看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最后他起身，从自己包袱里摸出仅剩的半块干粮，掰碎了分给剩下的人。“吃完这顿，各走各的。”他说。
没人问统帅的去向，也没人提议再找。他们沉默地嚼着干粮，眼神却时不时瞟向门外荒草深处——清军的马蹄声，怕是已经在几里外了。
五天后，李鸿章的搜捕网撤了。幕僚将那双旧鞋呈上，说河滩淤泥里还发现了一件破烂外袍，料子是捻军头目常用的土布。“应是投河自尽了，尸身被水冲走。”幕僚道。
李鸿章用指尖挑起鞋子看了看，底都快磨穿了。他摆了摆手，让把鞋收进证物箱。搜索方圆几十里的命令，就此作罢。
这时候，往西七十里的黄家集，药铺掌柜收留了一个发着高烧的乞丐。那人头发打结，脸上都是泥，但伸手接药碗时，掌柜瞥见他虎口有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刀才会留下的。
乞丐吃了三天药，能下地了。他话极少，只说自己姓章，河南逃荒来的。掌柜见他识字，便留他在铺子里记账、晒药材。章先生干活仔细，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黄昏时总爱望着西边出神。
半年后，药铺掌柜的远房表弟从军中回来探亲，在铺子里喝酒吹牛，说到朝廷正在悬赏捉拿捻军余党，画像贴得到处都是。“就那个张宗禹，赏格高得吓人！”表弟说得唾沫横飞，“可人就像蒸发了，李中堂搜了几十里，连根头发都没找着！”
章先生正在柜台后捣药，捣杵声顿了一下，又继续响起来，稳稳的，一下接一下。
药铺掌柜没在意，只招呼表弟多吃菜。章先生捣完药，洗净手，照常去后院收晒干的草药。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弯腰时，背脊微微弓着，像个真正的、劳作了半生的药铺伙计。
又过了两年，药铺掌柜打算把铺子交给儿子，自己回乡下养老。他想带章先生一起走，章先生却摇头，说自己攒了点钱，想在集上租个小屋，继续帮人写信、记账。
搬家前夜，掌柜请章先生喝酒。几杯下肚，掌柜叹道：“老章啊，这两年我总觉得，你不像寻常逃荒的。”他顿了顿，“可谁没点过去呢？我不问，你也别说。咱就这样，挺好。”
章先生握着酒杯，手指关节微微发白。他看了掌柜很久，最后只是举起杯，轻轻碰了一下对方的杯子。
第二天，章先生在集尾租了间小屋。他依旧帮人写信、记账，闲时教隔壁的孩子认几个字。日子像溪水一样，平平静静流过去。偶尔有官差来贴告示，他也会站过去看，然后摇摇头，走开。
直到十年后的一个冬夜，章先生染了风寒，病势汹汹。隔壁孙大娘让自己儿子玉祥去照应。玉祥煎了药，一勺勺喂他。喂到第三勺时，章先生忽然抓住玉祥的手腕。
他的手很瘦，力气却出奇地大。他盯着玉祥，眼眶深深陷下去，嘴唇动了动。
玉祥凑近，听见他用极轻、极哑的声音说：“孩子……去我炕席底下，摸……摸出那个布包。”
玉祥摸出一个油布小包，打开，里面是一块磨损严重的铜牌，上面刻着模糊的“捻”字，还有几块碎银子。
章先生看着他，一字一字道：“我本名……张宗禹。”说完这句，他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手松开了，望着房顶，长长呼出一口气。
玉祥呆住了，手里的碗差点摔了。他看着床上这个枯瘦的老人，又看看手里那块冰凉的铜牌，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告示上那个画着浓眉、悬赏千金的“捻匪头子”联系起来。
张宗禹闭上眼，不再说话。屋外北风呼啸，吹得破窗纸哗哗作响。过了很久，他才又开口，声音轻得像叹息：“那夜……我把鞋和衣裳留在河边……从水里潜到对岸，光脚走了十几里……才敢找人讨了件破衣……”
玉祥把铜牌和碎银子重新包好，塞回炕席下。他什么也没问，只是给老人掖了掖被角。
三天后，张宗禹走了。玉祥和孙大娘用那几块碎银子，给他置了口薄棺，埋在集外乱葬岗，没有立碑。下葬时，玉祥偷偷把那块铜牌也放了进去。
几年后，玉祥成了药铺的新掌柜。有时傍晚关了铺子，他会望着西边那片乱葬岗出神。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那个冬天的夜晚，和那个布包里的秘密。只是每次看到官府新贴的悬赏告示，纸张在风雨里渐渐泛黄、卷边、脱落，他心里会想，那个方圆几十里的搜索圈，其实从一开始，就画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