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大清朝廷出了个新鲜事，陕甘总督左宗棠申请辞职，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参加科考，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学问、身份都是显赫无比，但是没有中进士让他一直被一些所谓的清流嘲笑没学问，不是正途出身。
折子送到军机处，几个章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批，直接呈到了恭亲王奕訢案头。奕訢看完，把折子往桌上一搁，问来递折子的章京：“左季高是真这么写的，还是底下人揣摩错了意思？”
章京躬身回答：“回王爷，是左帅亲笔。”
奕訢揉了揉太阳穴。西北正在用兵，新疆战事未平，这时候总督要进京赶考，简直是胡闹。他提笔在折子后头写了几个字：“西北紧要，断不可行。”想了想，又涂掉，改成：“功名自有公论，疆事为重，宜专心剿抚。”
批红发回兰州，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半个月后，北京城里开始流传一份手抄的《陈情疏》，落款正是左宗棠。里头没提辞职考试，只写了长长一段话，说近来听闻朝中有议论，谓武将不文，纵有战功亦属侥幸，此风若长，恐寒边疆将士之心。末尾一句是：“臣虽老惫，犹愿执笔与天下士子一较文字，非为私名，实为公义。”
这份东西没走正式渠道，却比正式奏折传得还快。茶馆里、衙门里，连翰林院的编修们都私下传阅。清流里分了两派，一派冷笑说左宗棠这是以势压人，另一派则开始担心，真把这老头惹急了，不知要闹出什么事。
真正让局面改变的，是一封从西安来的私信。
写信的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如今在陕西任知府的刘典。信没写给任何朝中大员，而是寄给了他在北京国子监读书的儿子。刘典在信里详细写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日常：每天寅时起身，先读一个时辰书，再处理军务；案头常备《十三经注疏》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边读边批注；去年收复乌鲁木齐，军中庆功宴上，他当场默写了一篇《岳阳楼记》，一字不差。
这封信不知怎么流传了出去，最后竟到了翁同龢手里。翁同龢时任户部侍郎，也是清流领袖之一。他看完信，沉默了一下午。
次日早朝后，翁同龢求见两宫太后。他在帘子外头跪着，说了一段话：“左宗棠之请，看似意气用事，实则事关朝廷体统。武将若因出身被轻，将来谁还愿为疆场效死？臣以为，不如遂其愿，以显朝廷文武并重之意。”
慈禧在帘后问：“让他真去考？”
“不必真考。”翁同龢说，“可特赐进士出身，以示恩荣。”
这个提议在军机处议了三日。反对的说坏了科举规矩，支持的说不如此不足以安边将之心。最后恭亲王拍了板：“赐可以赐，但得有个说法，不能平白无故。”
办法是奕訢想出来的。
四月初，一道廷寄发往兰州，命左宗棠就“西北边防与屯田之策”拟详细条陈上奏，限期一月。这明面上是政务咨询，暗地里却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若条陈出众，便有理由赐予功名。
左宗棠接到廷寄时，正在肃州大营。幕僚们议论纷纷，有说这是朝廷故意刁难，有说这是个机会。左宗棠什么也没说，让亲兵把历年西北勘查的地图、粮册、水文记录全部搬进大帐。
他闭门十日。
第十一日，帐门打开，左宗棠走出来，手里捧着厚厚一叠文稿，封面上写着《陕甘新三省边务屯垦疏》。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条陈，不仅详述了屯田开渠的具体方略，更引经据典，从《汉书·食货志》到《皇朝经世文编》，将边防、经济、民族安抚融为一体。
奏疏快马送京。军机处轮阅，人人动容。就连一向挑剔的翁同龢，也在私底下对门生说：“论实务策论，翰林院无人能及此。”
五月初八，圣旨下：左宗棠着加恩赏给进士出身，准其载入进士题名录。特谕表彰其“文武兼资，忠勤素著”。
消息传开，最受震动的是翰林院。那些曾经讥讽左宗棠“不过一武夫”的编修们，如今都默默收声。有人私下找来那份《陕甘新三省边务屯垦疏》的抄本，读完后长叹一声：“以此为文，何愧进士二字？”
左宗棠接到旨意时，正在勘测一条新的灌溉渠。他听完圣旨，叩头谢恩，起身后对身边将领说：“功名于我如浮云，但今日之后，诸君当知，为国效力者，朝廷不会亏待。”
他没有回京参加任何典礼，那道赏赐进士出身的圣旨，被他收在一个木匣里，和西北地图放在一处。倒是军中文书从此多了个变化——重要奏报的末尾，左宗棠会让人加上一句：“臣等虽系武职，亦知文事关乎国运。”
1881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第一次踏入军机处值房，几位军机大臣起身相迎。他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发现案头已经摆好文房四宝，还有一套崭新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坐在对面的翁同龢朝他微微颔首。左宗棠坐下，翻开公文，提笔蘸墨，手腕沉稳如握战刀。
窗外传来午门的钟声，一声，又一声，回荡在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