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人问，彭德怀脾气大，志愿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唯独邓华是个例外，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曾说过：“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

其实，不骂，有时候比骂更让人心里没底。邓华自己就常这么觉得。彭总对他说话总是很平稳，交代任务，听听意见，从不像对旁人那样，急了就拍桌子吼两声。这种特别的平静，在炮火连天的朝鲜，反而成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邓华肩上。
他们第一次长谈，不是在指挥部，是在行军途中一条结冰的小河边。部队短暂休整，警卫员烧了点热水。彭总捧着搪瓷缸子，没喝，只是看着冒出的白汽。“都说我火气大，”他突然开口，眼睛没看邓华，盯着冰面下缓缓流动的暗水，“骂人，是嫌他们想得不够快，做得不够决。战场上，慢一步，就是一堆人命。”他顿了顿，终于转过脸，“你的报告我看了。早来了一个月，没闲着。”

邓华那会儿确实早到一个月，带着十三兵团先摸情况。他把地形、敌军调动规律、后勤补给线上几个要命的隘口，都记在了随身的一个小本子上，后来连同本子一起交给了彭德怀。那不是一份漂亮的汇报材料，纸上沾着泥土，还有一处被雨水洇湿的模糊。彭德怀接过去，一页页翻，翻得很慢。看完，他把本子合上，按在膝头，什么也没评价，只问了句：“依你看，这第一拳，往哪儿打最疼？”
那次战役前，讨论战术时，气氛有些紧。彭德怀的意图是正面顶住，挫其锋芒。几位将领都附和。邓华看着地图，指头沿着几条曲折的细线划过去。“敌人靠车轮子，路就是他们的命脉。我们把路让开一段，在他们以为能快速通过的地方，”他的手指猛地一扣，“把口子扎上。”有人质疑风险太大。彭德怀背着手，在挂图前站了很久，屋子里只有炭火盆偶尔噼啪一响。最后他说：“按邓华同志补充的意见，调整部署。”
战役打赢了，战报传来那天，彭德怀难得地露出点笑意，对邓华说了一句：“看来你那本子，没白湿。”那是仅有的、接近表扬的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交流就像一部运转顺畅的机器。彭德怀指出方向，邓华就在后面把齿轮一个个咬合起来。兵力怎么调配，弹药前送到哪个山头，二线部队何时机动，他提出方案，彭德怀通常只是点点头，或者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一个圈，事情就定了。
洪学智有一回私下对邓华说：“老兄，你跟彭总说话，怎么从来不见他瞪眼？”邓华摇摇头，没接话。他心里清楚，不瞪眼，是因为他每次开口前，都已经把彭德怀可能问的十个问题，自己先问了一遍自己。他递上去的从来不是问题，而是几个可供选择的答案。他要做的，就是让彭德怀做选择题，而不是问答题。这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敬畏。他见过彭德怀发脾气，那雷霆之怒能让指挥部瞬间鸦雀无声。他不想因为自己思虑不周，而让那份怒气有一丝一毫浪费在内部。
最长的一次独自指挥，是彭德怀回国汇报期间。那段时间，邓华睡得很少，感觉那双平静但能洞察一切的眼睛仿佛还在背后看着。他处理军务，下达命令，签字时却总习惯性地把文件往左边空一空，好像那个位置还有人需要过目。直到彭德怀回来，带着中央的指示，听完他的简要陈述，说了句“很好，接着做”，邓华才感到那股无形的压力悄然移开，但又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确凿的信任。
停战谈判开始后，局面更加复杂，军事和政治绞在一起。一次，关于某个前沿阵地的进退，代表团和指挥部意见有些分歧。争论到深夜，邓华综合各方情况，提出一个暂时稳固现有战线、加强工事、同时开展小规模反击以争取谈判筹码的方案。他说完，大家都看着彭德怀。彭德怀手里捏着一支熄灭的烟斗，在桌面轻轻磕了磕，说：“就按邓华同志的意见办。散会。”
等人走光了，邓华整理文件，彭德怀还坐在那里。他走过去，想汇报一下细节。彭德怀抬抬手止住他，看着跳动的烛火，忽然说：“不骂你，不是没挑出过毛病。”邓华心里一紧。彭德怀接着说：“是每次我刚想到那儿，你已经把补救的步骤想好了两步。骂，是叫醒人。你一直醒着，就不用费那个劲了。”他站起身，拍了拍邓华的肩膀，手很重，然后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邓华站在原地，肩上那沉甸甸的感觉似乎松了些，化开了，变成一种温热。他明白，在那座由炮火、钢铁和意志构成的残酷熔炉里，这或许是一个严苛的统帅，所能给出的最高认可。它不在于话语的轻重，而在于那份无需言说、也不必言说的倚重。窗外，朝鲜半岛冷冽的夜空下，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划过，但黎明前的黑暗，已渐次褪去其最浓重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