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任命彭德怀为第三副主任，他的三位上司是谁呢？
彭德怀推开办公室的窗户，成都的晨雾还没散尽。桌上摊着三线建设的项目地图，他的手指划过攀枝花、划过成昆线，最后停在贵州的深山里。他不需要看任命文件，那三位名字他早就刻在心里——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阎秀峰。他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需要这条战略防线，而他的任务是让防线真正起作用。
三天后，彭德怀带着一个帆布包出现在成昆铁路的隧道工地。他没让地方领导陪同，只叫上两个懂技术的年轻参谋。工人们正为进度发愁，岩石太硬，钻头损耗太快，苏联的机器配件又断了供应。彭德怀蹲在碎石堆旁听了半小时，站起来说：“我当年在太行山修兵工厂，也遇过这事。”
他当晚就给北京的老部下打了电话。对方在东北一家机械厂当厂长，彭德怀直接问：“你们厂能不能仿制这种钻头？”对方有些犹豫，说没图纸。彭德怀说：“我把坏了的钻头寄给你，你们拆开研究，一个月，能不能试出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肯定的答复。
寄钻头需要程子华签字调动运输资源。彭德怀拿着申请走进第一副主任办公室，程子华正在批资金文件，抬头看见他，立刻放下笔：“老总，您说。”彭德怀把情况讲完，程子华当场叫来后勤处长：“用最快的方式，把样品送到东北，路上不许有任何耽搁。”
李井泉知道这事时，钻头已经在路上了。他特意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没问程序，只说：“以后这种急事，您可以直接调度，事后补个手续就行。”彭德怀摇摇头：“该走的程序要走，你是主任，规矩不能乱。”
一个月后，第一批仿制钻头运抵工地。效率提升了三成，彭德怀却盯着报表问：“成本为什么比苏联原装的还高？”技术员解释新模具损耗大。他转身对阎秀峰说：“得找个懂金属冶炼的人来看看。”阎秀峰三天内从重庆调来一位老工程师，老工程师在炉前蹲了两天，调整了合金比例，第二批钻头成本降了百分之十五。
那年秋天，彭德怀跑完第十七个军工厂。回成都的路上，他让司机在龙泉驿停一下。山坡上有片试验田，种的是从朝鲜引进的耐寒马铃薯。他蹲在地头，跟农技员聊了半个钟头，临走时对随行参谋说：“三线不止是工厂铁路，还得让老百姓能在山里活下去。这事得跟阎副主任提。”
阎秀峰听完立刻协调农业部门，把马铃薯种子列入三线地区越冬物资清单。批文下来那天，彭德怀正在看攀钢的轧钢车间报告，秘书把文件递给他，他扫了一眼，只说：“好。”然后继续指着报告里的数据：“这个钢号不对，打仗时候容易脆，让他们重新验。”
春节前，彭德怀给周总理写了第三封信，反映三线建设中十二项具体问题，每项都附了改进方案和预算对比。有人悄悄劝他：“有些问题是体制上的，您提了也改不了。”彭德怀把信装进信封：“改不改是上面的事，提不提是我的事。”
1966年春天，钻头问题彻底解决，成昆线最难的隧道贯通。庆功会上，工人们把彭德怀推到前面，他坚持让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站在一起，自己退到旁边。摄影师按下快门时，他正好侧过脸在看新送来的钢材样品。
年底，彭德怀离开西南三线。他的办公室收拾得很干净，只有抽屉里留着一本磨破边的《冶金工业手册》，扉页上是他自己写的批注：“钢要韧，人要韧，国才能韧。”接任的干部翻开手册，看见几乎每页都有铅笔标记，那些标记连起来，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整个西南的战略纵深。
很多年后，成昆铁路的老工人还记得那个拄着棍子走山路的老人。他们不知道他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只知道他姓彭，是个“管事的副主任”。而当年那三位“上司”，每次提起他，都会不约而同地用同一个称呼：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