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莫言在日本大阪演讲，说“中日战争”是“兄弟分家产刀兵相向”，说普通日本人是受害者，还说真实的日本人礼貌诚恳，和我们国家影视剧塑造的“面目狰狞的日军”完全不同。

这段话不是断章取义。莫言自己审校的出版物里，白纸黑字印着原文：“即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有时候也会刀枪相见，这是上帝造人时留下的缺陷，我愿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本世纪前叶中日之间那场战争。”

他还说：“我1955年出生，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我在中国的电影里和连环画里见到的日本人一个个都面目狰狞，非常可怕。本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小说，我与很多日本人有了接触。我发现日本人礼貌周全、态度诚恳，而且有的还很漂亮，与我在中国电影里看到的大不一样。这时，我才意识到，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是人而不是鬼。”

把这段话拆开来看，问题出在哪儿。

第一层，他拿“兄弟争家产”来类比日本侵华战争。兄弟争家产，争的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两边都有份，谁多拿谁少拿的问题。日本侵华是什么？是一个国家打进另一个国家，占你的地，杀你的人，抢你的资源。中国从来没跟日本“共有”过什么东西，谈何“分家产”。这个类比本身就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放在了同一个“家”里，好像两边都有理，只是分得不匀打起来了。

第二层，他说“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是人而不是鬼”。这话单独看没错。日本人当然是人。可放在侵华战争的语境里，这话就变味了。南京大屠杀里那些挥刀的日本兵，731部队里做活体实验的军医，扫荡时烧村子杀平民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人？他们是人。可他们是人这件事，跟他们对中国人做的事，没有半毛钱关系。说“日本人也是人”不能抵消“日本人杀了3500万中国人”这个事实。

第三层，他指责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电影和连环画“丑化”日本人。问题是，那些电影里演的日本兵，是凭空编出来的吗？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冤魂，平顶山惨案三千平民，细菌战活体解剖，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哪一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文艺作品把这些暴行呈现出来，叫“客观艺术概括”，不叫“丑化”。莫言自己写小说的时候，写日本军官文质彬彬，写日本军医救治产妇，那才叫选择性呈现。

最要命的是他这套逻辑的终点。如果中日战争是“兄弟矛盾”，那战争的罪责就变成了“人性本身的缺陷”，跟日本军国主义、跟日本统治集团、跟发动战争的人都没关系了。莫言自己写的：“战争中的罪恶应该由发动战争的人来负责……至于人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这话听着像是替老百姓说话。可日本人民是被谁拖进战争的？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中国人民是被谁拖进战争的？是被打进来的日本军队。两边都是受害者，但一边是被人打进家里的受害者，一边是跟着自己政府出去打人的“受害者”。这两种“受害”，能一样吗。

莫言说他在八十年代接触了日本人，发现他们礼貌诚恳，跟电影里的不一样。他接触的是八十年代的日本人，是战后和平环境里的普通市民、作家、老百姓。他拿这些人去对比1937年南京城里的日本兵。这是两拨人，活在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里。战后日本的普通民众温和有礼，不代表当年被军国主义洗脑武装起来的日本兵也温和有礼。莫言把这两者混在一起，然后得出“电影骗了我”的结论，这个推论本身就不成立。

1999年的莫言，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他去日本，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尾声。他在关西日中关系学会发表这篇演讲，面对的是一群对中国友好的日本学者和民间人士。说一些让东道主舒服的话，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可以理解。可问题是，这些话后来被他收进了《演讲集》，变成白纸黑字的出版物。那就不是饭桌上的客套了，是他自己认可的观点。

莫言是作家，作家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可理解历史不能背离基本事实。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是兄弟争家产。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外敌强加的，不是“人性缺陷”的副产品。3500万伤亡，不是一个比喻能轻飘飘带过去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