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南海揪心一幕！死刑判决送至主席案头，看清名字后，他沉默良久。
他没有立即批示，而是让人把这份关于王盛荣的卷宗，先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拿着卷宗回来了，两人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谈了许久。
“地方上的意见很坚决，”周恩来说，“数额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整顿经济秩序。”
毛泽东抽着烟，望着院里的老槐树：“我不是要否定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是在想，我们判死刑，到底是在判他这个人，还是在判这件事造成的损失？如果是判损失，那么所有造成重大损失的人都该杀。但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得知道，他为什么造成了损失。”
周恩来点点头：“办案的同志强调，他轻信奸商，管理混乱，这是确凿的。”
“这些我同意，该处分要处分，该撤职要撤职。”毛泽东话锋一转，“但是，他们有没有查清楚，那笔巨款，最后是流到了奸商手里，还是流进了他王盛荣的私人腰包？”
这个问题让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卷宗里充斥着“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结论，但对于款项最终的具体去向，特别是与王盛荣个人财产的关联，着墨并不多。
“您的意思是……”周恩来有些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要分开看。”毛泽东的声音很沉，“如果是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把钱装进自己兜里，盖小洋楼，吃山珍海味，那没什么可说的，该杀。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呢？”
他顿了顿，说起了另一件事：“你还记得顾顺章叛变那年，武汉的交通线几乎全断。我们当时在汉口，还剩几个点？”
周恩来立刻回答：“不多了。我知道有一个杂货铺，掌柜的姓王，很机警，帮我们送走了好几批同志和文件。”
“对，那个掌柜，就是王盛荣。”毛泽东看着他，“一个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联络站、送走核心干部的人，你说他笨吗？他不笨。那他为什么在采购上被人骗得这么惨？是他突然变蠢了，还是这里面有别的门道？”
几天后，一份更详细的补充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桌上。
报告证实，王盛荣在采购大型工业设备时，被一个伪造了多重身份的“港商”骗走了巨额预付款。问题出在，王盛荣过分相信对方提供的所谓“上级批文”和“港英公司文件”，没有通过正规的外贸和银行渠道核实，也绕过了一些必要的集体决策程序。他急于尽快为东北的工厂搞到急需的机床，怕错过“机会”，结果踏入了陷阱。
钱，确实没有被发现流入王盛荣本人或亲属的账户。他家的生活条件，与他的职务相比，甚至显得有些简朴。
但报告也明确指出，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盲目轻信，对市场经济下的复杂诈骗手段缺乏基本警惕，给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沉重打击。
毛泽东看完，对周恩来说：“你看，这不是贪污，这是‘不会办事’办出了大坏事。功劳是功劳，错误是错误。功劳不能抵罪，但错误也要分清性质。”
最终的处理决定，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确定的。
王盛荣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连降数级，从原来的部级干部，直接调到一个偏远的基层工程局，担任分管后勤的副局长。他必须离开北京，全家迁往外地。
宣布处分时，组织部门的同志特别告诉他：“这是给你一个改正错误、重新学习的机会。你管过后勤，但那是战争年代的后勤。现在要你管的，是工程账本、建材采购、工人工资。每一分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你都要从头学起，弄清楚。”
王盛荣没有辩解，接受了所有处分。他离开北京前，去向毛泽东辞行。
毛泽东见了他，没有多说案情，只是问：“到了下面，有什么打算？”
王盛荣站得笔直：“主席，我从头学起。保证账本上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
毛泽东点点头：“去吧。记住这个教训。战场上的机灵，不能用错地方。搞经济，光靠胆子大、路子野不行，得懂规矩，守纪律。”
王盛荣后来的几十年，都在基层度过。他再没有回到高级领导岗位，但他管理过的工程账目，再没有出过大的纰漏。当年骗他的那个“港商”，早在案发时就已逃往海外，至今下落不明。
那份最初签批“死刑”的判决书，最终没有执行。它被放入档案袋，和王盛荣后来在基层工作的考核材料，放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