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财政有多好，那可就太好了。
 
清朝作为封建王朝巅峰，伟大之处毋庸置疑，在财政收入方面更是表现突出。

甚至在入关后的第八九年，清朝每年财政收入为1480万两，但同年仅军饷支出就达1300多万两，每年有87万两的赤字。

到了顺治后期，由于南明政权尚存、三藩割据，加上皇帝修建陵寝，财政赤字一度飙升至570万两，这一数字与明朝魏忠贤秉政时期欠饷最严重的年份相当。

为增加财政收入，清朝将起运存留比例调整到最高水平。

即便后来屡次调整，乾隆年间起运率仍保持在78%的高位，浙江的起运率高达92%，云南、贵州则为80%，而这两个省份在明代几乎是100%存留，这还是经过不断调整后的数字。
清初的起运率更为惊人。
 
什么是起运和存留呢？

从古至今，地方征收的赋税都会留存一部分供地方衙门使用，其余部分上交朝廷，这就是存留与起运。

但仅靠提高起运率仍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清朝同时推行精兵简政。

清朝将地方政府负责的社会职能机构，如养济院、漏泽园、义仓等全部关停，地方基础建设维护也被取消，衙门人员仅保留最基础的官员，其余全部划归编外。

同时，清朝还对各地明代藩王的故有地产进行变卖，但收效甚微。

原因在于清朝有圈地的传统，《八旗通志》记载，顺治初年京畿一带上报的分地数量就多达14万顷，尚未包括瞒报部分。

顺天府8万顷土地被圈占7万顷，仅余5000顷。
各地的明代王府田产则被地方清军大员低价买走，以河南为例，王府田产的处理价格为每亩估价一钱或五六分不等。

这一价格是什么水平呢？明朝实行三十税一的税制，每亩地赋税约为三分银子，相当于这些人用缴纳赋税的价格购得土地。
 
无奈之下，清朝只能加征赋税，刚入关时承诺的“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尽行免除”未能兑现，辽饷被并入正税正式开征。

顺治六年又额外征收一份辽饷，顺治七年开创新税种“牛角饷”，每牛征收一钱三分。
顺治八年加征角饷。

顺治十七年在全国加征练饷，除了加派赋税，清朝还提高了火耗银。

火耗银原本是明末的不成文惯例，清初熔铸银两的技术出现退步，导致火耗严重，一两银子的火耗有时高达五钱，百两银子的火耗甚至达到五十两，即耗银比例高达一半。
 
既然清朝的盘剥比明朝更严重，为何灭亡的是明朝而非清朝？这一问题可以从起义军的态度中寻找答案。

崇祯十七年，起义军曾表示明朝气数已尽。

即便加征了诸多赋税，清朝的财政依然入不敷出。

于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士绅一体纳粮等政策相继出台。

火耗归公是为解决地方办公经费问题，养廉银是为解决官员生计问题，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纳粮则是为解决逃税和隐匿土地问题。

这些政策的核心思路一致，都是从百姓手中获取更多财富。
早在一千年前，司马光就曾说过：“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
 
摊丁入亩的核心在于地丁合一，清朝之前，人丁税与地税分离，缴纳人丁税后可免服徭役。
经此改革，清朝财政一度好转。

康熙五十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起义，于是康熙皇帝下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祖训此后无人敢动，皇帝也不能随意增加赋税。

但如果百姓主动表示愿为朝廷纾困捐款，供皇帝修建避暑山庄，朝廷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
 
大清的财政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