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民国时期上海舞女真实的样貌，并非演员扮演，货真价实的罕见照片！

她们站在照片里，和多数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旗袍是有的，妆也是上了的，烫发是当时流行的那种。但不少照片里，她们在打牌，在用手支着下巴打盹，在舞厅后台的镜子前补妆，或者干脆望着镜头，什么表情都没有。

百乐门、仙乐、丽都那些大舞厅的候场影像，和外界对这个群体的想象差距不小。灯红酒绿是在那里的，但灯熄之后，剩下的只是一班疲惫的人。

要理解这些照片，得先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生长出来的。

1920年代，交际舞从西方随着租界文化流入上海，起初是外侨自己的社交活动，很快被中国人接了过去。进入1930年代，上海的跳舞热烧到了顶点。

当时报纸写道："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春笋……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

这话有夸张，但舞厅数量的增长是实打实的，至鼎盛时期，上海各类舞场超过五十家，百乐门、仙乐、米高美、丽都是其中最知名的几家。

1933年12月14日，百乐门举行落成典礼。

《申报》当天对其内部的描写极尽赞美："玻璃灯塔，光明十里。花岗岩面，庄严富丽。大理石阶，名贵珍异……玻璃地板，神眩目迷。弹簧地板，灵活适意。"

舞池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大舞池，上层铺的是玻璃地板，下方打着灯，脚踩上去有种踩着光行走的错觉。乐队是俄国乐师，演奏的是当时最新的美国爵士乐。

舞女就在这个华丽的框架里工作，但她们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框架没什么关系。

她们从哪里来？来路各不一样，但多数的起点，并不是慕着繁华而来。

有从外省到上海谋生、在工厂找不到活的女性；有家里遭了变故，急需一笔稳定收入来撑着的；也有原在剧团或电影公司，嫌那边收入太薄，转行来这里的。

当时有报纸评论直接写道："伴舞的报酬已远超演剧的报酬了。"混得顺的舞女，月收入能到三百元上下，这在彼时的上海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工作方式是买票制。舞客进场，向舞厅买舞券，一券一曲或对应特定时段，跳完一曲交一张券，舞厅再按比例分成给舞女。

小费是另一块，靠的是本事和缘分，用眼神挑人，不用嘴说话。

但这笔收入有个前提：人得每晚在场，且得持续在场。

舞厅一般傍晚开门，深夜收场，有的收到凌晨两三点。

每天下午到舞厅，化妆，对着舞池候场，跳到腿酸，收班后收拾妆容回住处，睡到午间，再起来准备下一个晚上。这是常态。

旗袍要每天熨，头发烫过定了型，粉底要打厚一点，因为舞厅里照明未必均匀，光打到脸上，妆淡了显不出来。

留在照片里的形象，往往是候场时候拍的，或者某次活动留下的影像。

比起画报或宣传材料上那种精心布置的妆容，这些更日常，也更真实。脸上有倦意，眼神有点散，没在对着镜头笑。

社会评价对她们很苛刻。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舆论把舞女和私娼等同，有刊物干脆把除百乐门之外的上海舞厅全部归入卖淫场所，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但这个行业当时所处的社会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以"妨害风化"为由颁布禁舞令，要求全国范围内关停营业性舞厅。

靠这行吃饭的不只是舞女，还有乐师、领班、服务人员，一大批人的生计骤然悬空。

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舞女联谊会，推举金美虹为总干事，孙致敏为副总干事，向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多处请愿，坚持要求先解决转业问题、再谈禁舞。

联谊会同时开设了缝纫、烹饪、打字、簿记、刺绣等转业培训班，报名的有五百余人。

这些平时被人说成游手好闲的女人，在自己的生计快没了的时候，自己想办法，自己组织，自己找退路。

1948年1月31日，各大舞厅舞女与职工汇聚在上海市社会局门前，人数估计在六千人以上。

抗议中有人冲进社会局，局面失控，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力，逮捕七百九十七人，三十余名舞女和四十余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

事件经各报广泛报道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当年3月31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禁舞令，舞厅重新开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行业彻底结束。百乐门的一部分舞女加入了妇联，在舞厅里腾出一间房，摆了五台缝纫机，办了个叫"百乐门内衣厂"的缝纫组。

大东舞厅的舞女另外开了个织布组。玻璃地板还在，弹簧地板还在，机器声取代了爵士乐。

那些留在镜头里的脸，后来各自去了什么地方，大多没有记录。

参考来源：
熊月之、罗苏文、宋钻友著《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李欧梵著《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申报》1933年12月14日，百乐门落成典礼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