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3年严打中，罪大恶极的陈东平被依法严惩。陈东平早年在哈军工因违纪被开除，后来利用父亲的身份，以帮助招工、调动为名，欺骗20多名女青年。

主要信源：（北方新报——震惊毛泽东的开国上将儿子叛逃案）

1984年冬天，洛阳郊外的一声枪响，结束了一个32岁男人的命。

他叫陈东平，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

这件事在当时传得很广。

不是因为枪毙一个人有多稀奇，而是因为被枪毙的那个人，有个谁都认识的爹。

陈再道是谁？

参加过黄麻起义，走过长征，打过百团大战和淮海战役，1955年授上将军衔。

这样的父亲，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能让子女少奋斗几十年的存在。

可陈东平偏偏把自己的命，走成了一条死路。

这里面有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值得琢磨。

一个站在父辈肩膀上的人，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

先说一个细节。

陈东平小时候跟着父母行军打仗，睡过帐篷，躲过炸弹，吃过不少苦。

按理说，这种经历应该让人更坚韧才对。

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反的。

父母觉得亏欠孩子，拼命补偿，补偿到最后，孩子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

陈再道对儿子的态度就是这样。

陈东平在学校欺负同学，老师告状，陈再道不当回事。

陈东平在外面惹事，被人找上门来，陈再道摆摆手说孩子还小。

这种纵容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从小到大，贯穿了整个成长过程。

到了1960年，陈东平被塞进哈军工。

这所学校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全国的尖子挤破头都进不去，他靠着父亲的关系轻轻松松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不好好念书，整天吊儿郎当，成绩垫底，还觉得理所应当。

跟他住上下铺的毛远新，人家是靠自己考第一进去的，两个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1962年，陈东平在家养病，闲着没事听敌台。

听着听着，就觉得台湾那边好，共产党这边不好，脑子一热，给国民党特务机构写了封信，说要投奔过去。

这封信还没寄出国境就被截住了。

这件事放在当时的两岸对峙背景下，这叫叛国。

按法律，完全可以判死刑。

但组织考虑到他父亲的份上，给了条活路。

开除学籍军籍团籍，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按说这是捡回一条命，该感恩戴德了吧？

陈东平不。

在农场里，他照样偷奸耍滑，动不动就拿他爸的名号吓唬管教干部。

管教干部还真怕他，不敢管得太严。

结果他在农场里过得比外面还舒服。

劳改期满，他爸又托关系把他弄进了河南省外贸公司。

这单位在当时是肥差，多少人想去去不了。

可他进去之后，照样是老样子，迟到早退，欺负同事，调戏女员工。

公司里的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他背后站着陈再道。

这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80年代初，社会治安开始恶化，每年刑事立案七十多万起，老百姓怨声载道。

1983年，中央决定严打，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这次不是闹着玩的，全国各地一大批犯罪分子被迅速审判、枪决。

陈东平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公愤。

以前没人敢动他，现在严打的风刮过来了，群众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公安局。

公安一查，案卷堆了一桌子，光调戏妇女这一项就够他喝一壶的。

1984年4月，洛阳法院判了他死刑。

这一次，没有人再出来保他了。

陈再道也没有求情，只说了一句话：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枪响之后，有人说陈东平是运气不好，撞上了严打的风口。

这话不能说全错，但经不起推敲。

严打只是加速了他的结局，不是制造了他的结局。

就算没有严打，以他那副德行，早晚也会把自己作死。

只不过严打让这个过程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陈东平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边界的故事。

一个人从小不知道边界在哪里，长大了就很难知道。

他爸给他铺的路，每一段都是坦途，但他每一次都把路走成了绝路。

原因很简单。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付出过真正的代价，直到最后一次，代价大到付不起。

那些被他欺负过的人，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同事，那些被他调戏过的女工，他们才是这个故事里真正的主角。

因为他们等了很久，才等到法律替他们说了一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