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特务头子徐恩曾得知钱壮飞已跑，便命人将他的女儿女婿抓来泄愤，就在此时，桌子上留了一封信，徐恩曾打开一看，居然是钱壮飞所写，上面的内容让他瞬间汗流浃背，瘫倒在椅子上。
他捏着那封毛边纸信，指尖发凉。信上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戳在他要害上。他立刻喝止了已经走到门口的手下：“回来！先别动钱瑛和刘杞夫。”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儿子徐文翰的化名和周三去霞飞路咖啡馆的习惯，是极私密的事。老宅书房地砖下的密函副本，更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绝无旁人知晓。钱壮飞不仅知道，还拿到了暗记凭证。这不是警告，是摊牌——他手里攥着能把徐恩曾彻底毁掉的东西。
徐恩曾叫来亲信，低声吩咐了两件事：第一，立刻去圣约翰大学附近，找四个生面孔，轮班盯住少爷，但绝不能让少爷察觉；第二，去霞飞路查清楚，那个每周三都在的卖报老头，到底是什么来历。
三天后，亲信回报。盯梢的人说，少爷一切如常，周三下午确实去了咖啡馆，和卖报老头说了两句话，买了份《申报》。查老头的人则说，那老头在这一带卖了十几年报，背景干净得像张白纸，街坊都说他是个孤老。
“干净？”徐恩曾冷笑一声，“越是干净，越可能是钱壮飞安插的眼睛。继续盯，但别惊动。”
一周后的早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照片：他儿子徐文翰正和两个同学走出校门，有说有笑。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令郎气色甚好，盼徐先生安。”
徐恩曾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一刻钟。这不是偷拍，是光明正大的跟拍，是告诉他：你的人能守着他，我的人也能挨着他。他收起照片，没有发怒，反而让人备车。
下午，钱壮飞的女儿钱瑛和女婿刘杞夫被“请”到了他的会客室。两人衣着朴素，神色平静。钱瑛手里还提着一盒核桃酥，轻轻放在茶几上：“父亲说，徐叔叔爱吃城西刘记的。”
徐恩曾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刘记核桃酥，他确实只让不同的人分散着买，连枕边人都不清楚他最爱这一口。
刘杞夫开口，语气不卑不亢：“我们打算南下杭州住一段，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明早出发。”
“杭州风景好，是该去散散心。”徐恩曾顺着话说，“我派两个人，路上照应你们。”
“徐叔叔的好意心领了。”钱瑛站起身，“我们自己走，更妥当。”
两人告辞后，徐恩曾立刻命人暗中跟上那趟火车。三天后消息传回：钱瑛夫妇在杭州下车后，住进一间寻常客栈，每日只是游湖、逛庙，未见与任何可疑人物接触。
这种毫无异常的日常，让徐恩曾感到一种更深的不安。他忽然明白，钱壮飞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那三句话的信、不期而至的照片、连同这盒恰到好处的核桃酥，已经构成了一条无形的锁链。他每动一步，锁链就收紧一分。
一个月后，又一张照片出现在他抽屉里。依旧是儿子在校园里的身影，背面铅笔字写着：“近日多雨，望徐先生添衣。”
徐恩曾拿起电话，拨给行动科科长，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所有对钱壮飞相关人员的监视，全部撤销。从今天起，任何人不得再追查与此人有关的任何线索。”
他放下电话，坐回椅子里。窗外天色阴沉，他看了一眼紧闭的窗户，没有再叫人来开。他依旧批阅文件，下发指令，掌管着庞大的特务机关。只是他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从此都留出了一片不敢踏入的禁区。那封信和那几张照片，没有夺走他的权力，却悄然划定了权力的边界——他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有些地方，他永远也够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