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左宗棠因年老体衰，辞去两江总督。曾国荃接任那天，特意去左府拜访。
曾国荃将那卷铁路图纸小心揣进怀里，走出左府时，背后已沁出一层汗。他回望了一眼那紧闭的大门，心里沉沉的。
回到总督衙门，师爷呈上刚收到的急报：江苏漕帮几个头目聚在镇江酒楼，扬言新总督若敢动漕运，便要“闹出点动静”。曾国荃将急报搁在一边，吩咐师爷：“备船，我明日去镇江。”
“大人，这太冒险……”
“左季高敢跟人喝到吐血，”曾国荃打断他，“我不敢去见一面吗？”
次日，曾国荃的官船没挂旗号，悄悄泊在了镇江码头。他换了身寻常富商的袍子，只带两名亲随，径直走进了漕帮头目聚会的酒楼。
楼上雅间里，五六个汉子正喝得面红耳赤。为首的名叫陈老七，一见曾国荃进门，酒杯便顿在了桌上。
“哪位？”陈老七眯着眼问。
“两江新任，曾国荃。”他直接亮明了身份。
屋里瞬间静了。几个汉子互相看了看，手都按向了腰后。曾国荃却自顾自坐下，拿起一只空杯斟满酒：“听说诸位对我有意见。我来了，当面讲。”
陈老七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哈哈大笑：“曾大人好胆量！”他挥挥手，让手下人都退出去，只留自己一个。“大人真想动漕运？”
“不动。”曾国荃说，“但漕河淤了二十年，运粮损耗三成，这钱谁出？是出在你们漕帮兄弟的力气里，还是出在江南百姓的米价上？”
陈老七不笑了。
“海运势在必行。”曾国荃将酒杯推到他面前，“但我要的不是砸你们饭碗，是请你们换个地方吃饭。海运局缺个总办，统管沿海转运。你陈老七熟悉水路，手下弟兄都能上船。工钱比现在拉纤高三成。”
“朝廷能答应？”
“我两江总督，这点事做不了主？”曾国荃看着他，“只问你干不干。”
陈老七端起那杯酒，一饮而尽。“干了。”
十天后，第一批漕粮改由海船从上海出发，直抵天津。陈老七带着两百多名原漕帮子弟上了船。
但事情并未就此顺利。
一个月后，曾国荃接到密报：醇亲王对海运之事大为不满，称其“动摇国本”。更棘手的是，李鸿章从北洋递来话，暗示若两江愿“协饷”助建水师，他可在朝中为海运之事转圜。
曾国荃坐在书房里，看着桌上那卷铁路图纸。左宗棠的话在耳边响：“你若是拿两江的民脂民膏去填他那无底洞，我左宗棠就算躺在棺材里，也要爬出来参你一本。”
他提起笔，给李鸿章回了一封短函：“两江财匮，无力协饷。海运本为节流，若转为他用，恐失初心。”然后将信发了出去。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果然，半个月后，朝廷下旨申饬，责其“更张太骤”。江宁织造府的旧僚们开始私下串联，准备联名上折。
就在这关口，左宗棠的轿子又一次抬进了总督衙门。
老头儿没让人通报，直接进了书房。曾国荃慌忙起身，左宗棠却摆摆手，自己走到书案前，盯着那卷摊开的铁路图。
“听说你被申饬了？”他头也不回地问。
“是。”
“怕了？”
“有点。”
左宗棠转过身，那双老眼依旧锐利：“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辞两江吗？不是年老体衰，是有人要我拿江南的银子去修颐和园。我说修不了，他们便让我‘休养’。”
曾国荃怔住。
“铁路图纸我给你，不是让你锁抽屉的。”左宗棠用拐杖点了点图纸，“是让你在走投无路时，知道还有一条路敢闯。醇亲王要钱，李鸿章要钱，太后也要钱——你给了这家，那家不满意；你都给了，江南就空了。”
“可朝廷的压力……”
“朝廷？”左宗棠冷笑，“你修铁路，朝廷骂你；你不修，三年后漕运全瘫，朝廷杀你。选哪个？”
曾国荃沉默良久，从抽屉里取出那把钥匙，打开了底层柜门。
三个月后，上海至吴淞的第一段铁路悄然动工。款项未走户部，是曾国荃以两江关税作保，向英商洋行借贷而来。开工那天没有典礼，只有几十个工人在晨曦中打下了第一根枕木。
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弹劾的奏折雪片般飞向北京，称其“借洋债、修洋路、失国体”。曾国荃一概不驳，只将每月工程进度、借款本息、预计通车后商税增益，誊抄成册，附在请安折里一并上呈。
一年后，吴淞段通车。运货费用比水陆转运低了四成，沿线商贾云集。
那天傍晚，曾国荃独自骑马去了铁路尽头。夕阳下，铁轨亮晶晶地伸向远处。他想起左宗棠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枝干直挺挺地冲着天”。
回到衙门，师爷呈上一封私函。是左宗棠病中口授，旁人代笔的：
“路通矣，骂未止。然做事者终须做事，挨骂者不过挨骂。江南幸甚。”
曾国荃将信看了三遍，轻轻折好收进怀中。
他没有回信。
只是次日，下令将铁路继续向西修筑。图纸上那条细细的黑线，开始真正向着南京延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