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先后与一名女子发生了三次性关系，每次支付110元，共花费330元。之后，他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了两次性关系，每次支付100元，总计200元。


后来，这两名女子相继被警方查获，在接受调查时，也如实交代了曾与该男子发生关系的情况。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名男子早已被确诊感染艾滋病，医生此前也明确告诫他，不应再与他人发生可能造成疾病传播的性行为。

这个男人姓吕，2019年10月就被疾控部门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此后一直在接受定期药物治疗。也就是说，他对自己身上的病，对医生反复叮嘱的“不能再发生可能传播病毒的性行为”，心里清清楚楚，没有半点含糊。

可他没有停下来。

2025年5月到8月这段时间，吕某一处自建平房的出租屋里，和一个姓胡的女子发生了三次性关系，每次付110元，前后一共给了330元。后来他又在一条巷子的出租屋里，和另一个姓孙的女子发生了两次性关系，每次100元，总共200元。

这两名女子后来被警方查获，接受调查时都如实交代了跟吕某发生关系的事。顺着这条线，警方查到了吕某本人。再一核实他的身份信息，发现他早已在疾控部门登记在册，是一名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

这件事的性质，就从普通的治安案件变了。

很多人可能觉得，只要没把病传给别人，就不算大事。但法律上不是这么看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仍然去卖淫、嫖娼的，直接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且要从重处罚。

传播性病罪的构成，不需要以“已经传染给别人”为前提。法律惩罚的是这个人“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还去做这件事”本身。

换句话说，吕某每次掏出那几十上百块钱的时候，法律上的犯罪就已经成立了，跟他有没有把病毒传给对方没有关系。

公诉机关在起诉时说得很明确：吕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六十条，应当以传播性病罪追究刑责。吕某本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都没有异议，自愿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最终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这个判决出来后，有人可能会问：只判一年，是不是太轻了？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需要说清楚。传播性病罪和故意伤害罪，在处理艾滋病传播的问题上，适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如果吕某的行为导致了那两名女子中有人真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性质就完全变了——根据同一份司法解释，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要认定为刑法上的“重伤”，按照故意伤害罪来定罪，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里，那两名女子没有被查出感染。所以适用的罪名是传播性病罪，量刑幅度在五年以下，法院综合考虑了吕某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判了一年。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的严重性打了折扣。艾滋病和普通的性病不一样。梅毒、淋病这些病，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艾滋病目前还无法彻底治愈，一旦感染，病毒会长期存在于体内，需要终身服药控制。而且艾滋病病毒攻击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控制不好，最终会导致各种机会性感染和肿瘤，危及生命。

还有一点值得说：吕某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按时服药的人如果病毒载量持续控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通过性行为传播病毒的风险会降到极低甚至为零，这在国际上叫“U=U”，也就是“检测不到就等于不传染”。

但这个前提是规律服药、定期检测、病毒被稳定抑制。吕某在治疗期间仍然多次进行无保护的高危性行为，到底有没有把病毒传给对方，那两名女子事后有没有去做检测、结果如何，目前公开的报道里没有提及。

但即便她们侥幸没有被感染，吕某的行为本身已经把她们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件事说到底，不是关于钱的多少，330元和200元加在一起也就530块钱。问题在于，一个已经被确诊、被医生明确告知不能再传播病毒的人，选择了无视这一切。法律对他的惩罚，本质上是在划一条线：有些事，明知不能做而去做，代价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