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没曾想却遭到中科院专家反驳，气的他放下面子大吼道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究竟是何原因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那年，全球物理学界因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而激动不已，这一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发现，仿佛叩开了宇宙起源的神秘大门。

中国科学界也摩拳擦掌，尤其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他们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造一座周长百公里、预算高达2000亿人民币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希望借此在基础科学前沿抢占一席之地。

然而，这个当时堪称天文的数字，立刻引爆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已经年过九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他并非不懂高能物理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本就是领域内的泰斗，但正是这份深刻的理解让他头脑极其清醒。

早年间他曾公开发文，阐述他的反对理由，字字珠玑。

文章内容直指核心问题，那就是钱。

他指出，建造超大对撞机是个“无底洞”，美国1989年开始建造的超导超级对撞机，预算从30亿飙升到80亿美元，最后在1992年被国会痛苦地终止，白白扔掉了约30亿美元。

他估算，高能所提出的方案总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民生问题、环保问题、医疗教育问题等等都急需解决。

若把天文数字般的资金砸在一个远期内看不见实际产出的项目上，在他看来极其不明智。

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这笔巨额资金会大大挤压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等其他基础学科的经费，造成“一枝独秀，满园凋零”的局面。

其实，他的担忧不仅在于经济账，还在于人才账和技术风险。

即便建成，这个超级机器的设计、运转和数据分析，会不会由占世界高能物理学家比例极少的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当时世界顶尖的高能物理人才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二，项目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主导，最后很可能变成“为他人做嫁衣裳”。

他认为，高能物理长达七十年的辉煌成就并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立竿见影的实在改善，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也未必会有。

与其去押注一个回报渺茫的巨无霸，不如把资金投入到寻找新加速器原理或是探索更美妙的几何结构这些“不那么费钱”的研究方向上。

面对杨振宁这盆足以浇灭绝大部分热情的冷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项目主要倡议者的王贻芳院士，几乎是立刻拍案而起。

就在杨振宁发声的第二天，王贻芳发表长文，针锋相对地逐条反驳，情绪之激动。

他甚至不顾形象地放下面子，吼出了那句震耳欲聋的宣言：“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

他批评杨振宁的看法过于悲观，用美国失败的例子来预言中国注定会失败是一种刻舟求剑。

王贻芳强调，美国项目失败有其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并非技术不行，而中国完全有能力规避。

他算了一笔更为精细的账，指出第一期工程造价其实大约只需400亿人民币，还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分担30%以上的成本。

他认为这是一个“窗口期”，因为中国拥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培养了一支在年轻一代科学家储备上甚至优于国外的队伍。

在王贻芳看来，错过这一次重大的科学机遇，中国不仅会失去在高能物理领域的话语权，更会因为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辐射，而永远停留在二流国家的水平，永远跟着别人走。

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争吵，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乃至全球基础科学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分歧。

杨振宁看到了国家发展全局中的轻重缓急，认为科学救国不能好高骛远，必须先夯实地基，补齐短板。

他的一生，从西南联大的艰难求学，到美国功成名就后的忧国忧民，背后是一种“保守的革命者”式的审慎。

而王贻芳和许多支持者则看到了一个民族崛起的机遇，他们相信，如果永远只满足于享受别人的文明成果，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

这种情怀，与丘成桐等支持者为中国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想法一脉相承。

后来，这场涉及天价预算的争论最终在顶层决策层面进入了关键投票环节。

据多家媒体披露，在由11位物理学权威专家参与的决策会议上，杨振宁的观点以极其微弱的优势6票对5票获胜，超级对撞机项目被暂时搁置。

这个结果不是输赢，而是中国科技战略的一次主动选择。

CEPC的团队并未放弃，他们坚持深化技术方案。

完成了概念设计报告，完成了加速器技术设计，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也正式发布。

当时间来到2026年，这个耗资巨大的设想依然没有从科学蓝图中抹去，多项关键技术预研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只是仍需等待最佳的建设时机。

这场没有对错的争论，反而成为一种共识：科技创新需要仰望星空的勇气，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耐心。

信息来源：（央广网——2016年9月6日中科院专家反驳杨振宁：建造大型对撞机正当其时）